□逄春阶
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3月31日下午3时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当晚8时许,我正要把消息转发时,我家阳台上突然有响声,转头一看,玻璃拉门全部爆裂。钢化玻璃自爆,巧合了我当时的心境。75岁的雷达怎么会突然说没就没了呢?
当晚,我看到了好多人对雷达的悼念。其中高密的王玉清先生发来了莫言的悼诗手迹,诗云:“死生如梦谁能卜,昨夜文坛坠大星。丞相妙棋收伯约,玉皇急令调雷兄。雍容蕴藉春秋笔,痛快淋漓月旦评。明日长空闻霹雳,当为达老发言声。”莫言当不会忘记,针对他的《红高粱》等早期作品,雷达先后写过3篇评论。
我跟雷达先生有一点小小的缘分,2004年2月3日下午,第二届老舍散文奖在北京颁奖,雷达先生是评委,他也出席了颁奖仪式。晚宴时,我去给他敬酒,他对拙作提出了中肯批评。听说我是干记者出身,他笑着说,咱们还是同行呢。他曾经在新华社工作过,后来调入《文艺报》。我记得他告诫我,要努力挣脱新闻记者的呆板叙述,写活文字,别写死文字。
我上大学时,就读过雷达先生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当时还做了详细的笔记,对改革开放头十年文学的判断,他用了“发现”“重铸”这俩关键词,他分析了寻根派、现代派、传统派等作家的作品,得出的结论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也许是他曾经在新华社干过的缘故,他的文字,明快直接,绝不拖泥带水,也无学院派的绕来绕去之病。我还模仿着写了一部分文章。此后,在中国小说年会和一次作家作品讨论会上又见过面,并有短暂交流。
我之关注雷达先生,是因他有一个可贵的品质,好处说好,孬处说孬,对事不对人,对作品不对人。比如他对莫言小说《檀香刑》的评价,就是绝好的一例。
雷达先生把《檀香刑》跟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比较,认为《鼠疫》所包含的坚韧精神和光明渴望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作品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的,生与死的极端情境,但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在小说中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演,所提供的惊人的陌生化效果,无疑增加或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酷刑中,在施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力的惊人而歌唱。“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说。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为人的文学,不能不说寒气逼人。我总感到,这里可以见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某种薄弱面。”进而指出,《檀香刑》对“吃人的宴筵”的陶醉自失状态,折射出来的是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迫切问题,这不仅是文学的,但会直接关系文学的质量。与之相联系的是,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文学的有无超越性问题,同样显得突出。
这样的分析,让人信服,他没有因为莫言是好朋友而放弃了批评。莫言呢,也不因为雷达的批评而交恶,反而更加器重雷达。
批评家的天职是什么?就是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
现在文坛缺少的,恰恰就是中肯的谔谔之声。好多作家心灵很脆弱,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就是愿意听表扬,表扬的不到位,还不过瘾,要说过头,说到肉麻,诚可谓“什么都好,就是不让人说孬”。而批评家也变得世故起来,聪明起来,好处说好,好上加好,孬处也说好,脓疮观之丑陋不堪,必欲剜之而后快,可是,出口却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语)!丧失了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口是心非,两面人做着,实在是憋屈。
真佩服雷达先生的勤奋,他去世了,《文艺报》还发了他写的两篇评论。看着“雷达”画上了黑框,感觉很刺眼。
文坛痛失“雷达”。我们该记住他,记住他就是要记住他的精神,我会记住他的文章:《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我家爆裂的玻璃拉门需要修复,找哪里都不管,还是自己“重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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