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王小波传》：王小波墓前年年有鲜花和酒

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1周年，王小波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独特的知识分子、文化评论者以及小说家，学者王德威说：“王小波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为喧哗的黄金时代作传。彗星般的来去，留下光，留下热——王小波是我们最后的传奇。”作者孙郁说：“他以不露声色的笔触，写出一个思想者的生命之迹。人的命运与其背后的历史，真切可感。无趣时代的有趣之人，艰难选择中的苦乐之音，指示着人性的深和生命的真。”

最近，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出版了新书《王小波传》，书中收录了诸多对于王小波的回忆、论述等资料，房伟也几乎走遍了王小波去过的所有地方，对与王小波接触过的人做了大量访谈。作者写作时不回避王小波生前的落魄，探幽烛微，在对细节的观照和王氏精神高度的把握中，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小波。

4月8日，房伟新书《王小波传》在京举办发布会，房伟与作家文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大先、《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崔柯就各自对王小波的理解及王小波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分享。

《王小波传》分为“顽童时代：孤独的坏孩子”“少年时代：血与火的革命狂想”“插队云南：热风瘴雾里的野牛”“青虎山：绿毛水怪的魔幻家园”“青年时代：从后进青年到大学生”“震后余波：神话的诞生与反思”等九章，贯穿了王小波传奇的一生。谈及王小波本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房伟说：“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坛，不能算是最好的，却是最独特的。我们看到了他的小说拉杂冗长、结构和语言过于西化、后期小说变得模式化等问题，但谁都不能否认，王小波对中国现实和文化的理解是真诚而深刻的。说王小波深刻，是说他洞穿了中国现实话语迷雾重重背后的把戏，在悖论性体验之上，拥有了高蹈流走的气魄和超越性的眼光。说他真诚，则是指他拥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说真话、讲常识的勇气，又指他对底层和草根的尊重。王小波在表达的态度上，值得后来的创作者学习。”

房伟由王小波的死谈起，他说：“距离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离开已经21年了，李银河为王小波设计的墓碑很有个性，在佛山陵园的新八区，我到了墓地的时候，还不是清明节，发现旁边就有鲜花，还有二锅头的酒瓶子，各种留言。从留言上看，从1997年一直到2012年，每一年都有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去看望王小波先生。作为一个作家，死后被人记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他坦言写《王小波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给当代作家写传记蛮难的，我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就进行采访，采访对象包括王小波的亲人、对象、他所有的朋友，以及他的相关资料。后来在港台地区，以及美国陆续又找到很多珍贵材料。尤其是我在2016年去台湾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我又找到了很多王小波和台湾之间的资料。”

刘大先回忆，在他1990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在大众图书市场，有三个特别火热的作家：路遥、王小波和张爱玲。王小波的东西给刘大先留下几个符号性的词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当年还有一个“王小波的门下走狗大联盟”在西祠胡同，《师父》《道士下山》等影片的编剧徐浩峰也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当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历史情境当中，不明白王小波在当年这个时代的意义，后来我们知道他和当年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刘大先说。

“1990年代初期整个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教育、医疗等等各个方面都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在文学方面来说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这个阶段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然而王小波恰恰处在当时那个年代很有意思的氛围中。房伟在他的新书《王小波传》中，描述王小波参加知青下乡的那段岁月，以及“文革”对他心灵造成的创伤等等，都是关乎当时那个时代，王小波作品中主要讲常识、理性、逻辑，这些恰恰是对当年那种革命时期文学的一种对话。”刘大先说。

“一般来说，在1990年代搞文化、搞学术的人，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派别对王小波形象进行塑造。一派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觉得王小波代表了一种古典的自由主义。然而左翼的知识分子就认为王小波的走红是因为时代造就了大众文化发展，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合谋，是新时代的产物。两种对王小波形象的塑造，其实都是把王小波作品中的思想提炼出来，只针对王小波的思想，而没有针对他的文学和形式。学者黄平对王小波的文本叙事进行研究发现，他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称一会儿是第一人称叙事，一会儿是第三人称叙事。为什么呢？他发现，其实是一种反讽的结构。就是说，一个人无法承受历史重压的时候，他想通过第一人称叙事，后来发现行不通，所以就逃逸到了第三人称叙事里面去。我觉得这个结构还是蛮有意思的。”刘大先说。

刘大先认为，王小波现象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王朔相似，都试图来逃离这个大历史，王小波形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的虚无主义浪潮源头。“但是他和王朔等的讽刺还不太一样。讽刺文学要有一个反抗的对象。而王小波作品里的讽刺是不和你对抗，他选择逃离，我觉得这是王小波在整个1990年代的意义所在。”

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前，这是王小波生前最喜爱的一张照片。（李银河提供）

附：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所撰写的《王小波传》序言

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也写到了一个爬在树上观看武斗的少年王二。革命名义下的野蛮拼杀，在王二眼中，仿佛成了兴高采烈的游戏。他给武斗双方运送过弹药，设计过投石器，但他的态度始终戏谑而冷静，甚至有点残忍。他拒绝将武斗的行为与革命的话语威权联系起来。这个反讽意味的情节深刻消解了“文革”的符号魅力——那些青春无悔的誓言、为革命献身的激情，还有酷烈的肉身献祭，不是“神圣而崇高”的悲剧，而只不过是“历史的诡计”，是孩子眼中荒诞滑稽的狂欢。而它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那个藏身树上的少年，似乎拥有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那就是拒绝宏大概念的束缚，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诗意的自我实现。这个树上的坏孩子，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又化身为“绿毛水怪”的苦命情人、云南热风雾瘴里的狂野少年、黎明荒岛呐喊求生的巨人、隋末洛阳城的数学流氓、唐朝凤凰寨的裸体节度使薛嵩，等等，从而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谱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坏孩子们”，是独立于新时期文学审美规范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坏孩子”藏身浓密的树叶间，观察人世百态，将沉重的反思化为轻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处。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这些奇怪的小说和杂文，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有的学者将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归纳为知青文学；有的认为王小波是王朔式反讽的继承和深化者；有的则认为王小波开启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浪潮；还有的则将王小波与卡夫卡、海子甚至福柯等文学和思想资源相联系。而对王小波的文学史评价，至今争议仍很大，有的批评家认为，王小波是当代文坛堕落的反思之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小波根本不算大作家，对中国文坛也没什么影响，充其量不过是写性爱而闻名，后因非正常死亡而引发反响的作家。而知识青年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与主流文坛的冷淡，形成了情绪化的对峙。媒体对自由主义资源的话语塑造，寻找权力对抗谱系的大众焦虑，都不断放大了王小波的影响，也使“真实”的王小波，仿佛树叶间隐藏得越来越深的孩子，更难以被我们真正认知。用李银河的话说，是否喜欢王小波，已经成为“接头暗号”。这个说法乍一听有趣，仔细想想，却有点“黑话”的嫌疑。王小波不是“文学超女”，也不是“文坛余则成”，而这些将文坛与王小波简单对立的说法，虽满足了某些愤世嫉俗者的自我想象，却缺乏学理性的说服力。

1969年元旦送朋友下乡时留影，王小波接着也要赴云南插队。（艾建平提供）

如今，这个“羞涩邋遢”的坏孩子，已经离开人间十几年了，而有关他的争议和误读却从没有停止过。王小波仿佛成了“无边的王小波”：既被崇拜着，也被消费着；既被垄断着，也被娱乐着；既被神化着，也被曲解着。如何“把王小波还给王小波”已经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房伟的《王小波传》，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王小波的一条不同路径。这本传记通过大量采访、回忆、论述等资料，加上作者的独特心得，描述了当代最有争议性、最富才情的作家王小波的一生。该书有文化传记的宏观视野，以“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的时空过渡为背景，以饱满的激情、丰富的资料和别致的视角，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细节、文学特异性、精神成长历程，及他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隐秘联系。作者以极具眼光的“叙事角度”，呈现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养成史。传记对王小波的不同生长环境进行了精彩分析，指出王小波之所以形成其特殊的文学价值观和表述方式，就其背景而言，是“革命北京”向“后革命北京”文化转型的产物。作为一名50后作家，王小波也是“红旗下的蛋”。他的精神成长史，既是“革命北京”这一红色帝都的产物，又是它的叛逆者。王小波是不同于王朔、姜文的另一种“大院子弟”。这个“大院”不是军队的大院，而是教育部、人民大学这样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大院”。他的文化传承中，苏俄文化的影响很少，而欧美经典文学，特别是马克·吐温这类讽刺文学的影响却很多。经历过“文革”的荒诞、知青生活的磨砺，王小波在留学美国后其自由主义思想方才在文学创作中“培养成型”。王小波的深刻也在于，他在“后革命北京”的氛围内，依然看到了“文革”荒诞逻辑的联系性，并努力地以反抗体制的奥威尔式的执拗将批判进行到底。这本传记丰富了我们对于王小波的认识，澄清了误读与误区，努力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小波。在当下的王小波形象建构中，他被刻意打造为一个“文坛异端”的神话：他穷困潦倒，文学成就得不到承认，被文坛排斥；他是天生神童，是受难的“曹雪芹”或“卡夫卡”。然而，通过大量资料考证，作者在这本传记中告诉我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奖前，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辞职的动机也很复杂，后来虽无固定收入，但也并非穷困潦倒；王小波甚至一度想涉足出版、电视剧编剧，甚至软件设计等行业；王小波进入文学体制的努力以及他与文坛的恩怨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这里既有文坛对他的冷漠，也有文坛精英对他的帮助。

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王小波进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这本传记的野心所在。早在王小波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有“文坛外高手”的称呼，去世后，又有诸如“浪漫骑士”等定位。然而，盲目贬低或抬高王小波都不合适。房伟在传记中为我们“重建”的王小波，是一个既与“新启蒙”有关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形象。正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以“迟来的追认”改变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我们也期待着王小波的传记通过对他作品的重读、对其个人生活与当代历史语境隐秘关系的考察，揭示其作为优秀作家的特异性。王小波秉承新启蒙有关“人性尊严”的理想主义质素，又从欧美自由主义中汲取了营养，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和“个人主义”大旗下，既表现了以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为特征的解构精神，又表现出对“个性自我”的肯定。王小波对体制化权力关系的严峻批判，也使得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双重变奏”，既有别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边缘化姿态，又有别于1980年代由政党与知识分子共同发动的新启蒙运动。王小波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既存在于其思想的实质，也存在于他死后的追认与再想象。王小波的存在，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反思意义。王小波的自由主义，与1990年代以来体制内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显然也存在差异性。王小波属于20世纪90年代，又在文坛的时代审美规范之外，这一点有些类似残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深深地内在于时代，又时刻地警惕着这个时代庸俗的审美惯性，从而超越时代之上，形成真正的时代反思。王小波的成名与传播，有赖于传媒、文学市场和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他不是传统文学圈子和体制培养的产物，因而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学表现形式，仅就这一点而言，对当下雷同化与均质化盛行的文坛而言，就有重要启示作用。

在铁狮子胡同一号时王小波一家的全家福

讲到传记，还要说说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建构与经典化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文学观念总有“今不如昔”的复古倾向，似乎“老”的东西就一定经典。与此相对立，则是“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想，新的一定比旧的强。历史早已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偏颇之处，当代文学的症候性问题之一就在于，诸多批评家整日忙碌于“追新逐后”“代际划分”“思潮命名”，在喧嚣与热闹之中，既有真知灼见的好作品，也留下了大量意气之争与浮泛之作。这一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的现场感，也增加了当代文学自身经典化建设的难度，淡化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意识。有些学者因此指责当代文学不具备“经典性”。其实，文学的经典性，是由文学现场批评、文学史建构、文学理论归纳等几方面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那些意气之争与浮泛之作，也有着广泛的文学史参考价值。当代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七十余年，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文学经典意识的不足，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一直很滞后。当然，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已开始了这样的努力，如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当代文学资料汇编等资料建设都十分有益。但作为经典化的重要一环，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却显得不足。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仍然在世，他的创作还在发展，不好轻易定论，当然是重要原因，作家本人及其家属顾及隐私而更愿意树立“完美”形象的心态，也影响了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很多当代作家传记，都写成了作家“艰苦奋斗”的励志史和“高大上”的道德颂歌。即使已经去世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如顾城、海子、路遥等，我们虽看到过一些不错的评传，但文学资料和文学史建构意识俱佳的传记还是十分匮乏。当然，当代作家传记，涉及意识形态、作家沟通、版权纠纷、取证困难、资料辨伪等诸多问题，难度颇大。同时，传记写作耗费金钱和时间巨大，出成果速度慢，容易遭受质疑，也导致很多学者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视为畏途。其实，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深刻性、复杂性，一点也不逊色于现代文学。比如说，当代传奇作家张贤亮逝世，其人其文，如果能有很好的传记出版，将会对当代文学史建设有很好的作用。

不久前，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王小波生前对莫迪亚诺也非常推崇，他甚至不惜在长篇小说《万寿寺》开篇就引述莫蒂亚诺《暗店街》的话：“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如同《暗店街》失忆的私家侦探对记忆的寻找，《万寿寺》的王二也在唐传奇和现实的双重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小说的结尾很伤感，也极具寓言性。记忆恢复的王二，重新被“嵌入”清醒的日常生活：“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可以说，如同莫迪亚诺的记忆迷思，王小波一生都试图以“有趣和美”的朦胧狂想，对抗被控制的命运记忆，对抗无聊、无趣的现实。那么，王小波的文学世界有什么呢？在《我的精神家园》，他鼓励读者用童心来思考问题，追求智慧和美，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脱离宏大概念的诱惑，才能看到生命的超然与文学的意义。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这样的：“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王小波曾因话语的压迫，沉郁地安于“沉默的大多数”，当他开口说话，却以美和想象的“树上的世界”，对抗无趣无聊的“现实世界”。而对王小波的世界，我们能说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隐秘心灵与文学理想，需要更多的发掘与考证，也需要更多的领悟与思考。只有这样，这个逍遥在树上的叛逆少年，才会从文学疆土的心灵之树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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