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教师何志森：每个人都渴求在城市中被“表达”

何志森在广州的菜市场做Mapping研究。  本文图片均来自“北青深一度”微信公众号

3月19日，一场持续36分47秒的演讲后，“蝴蝶效应”至今还在持续，主角是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何志森。

在演讲里，他讲述自己在墨尔本读完博士后回到中国做一名“流浪”教师的经历。从2015年到2017年，他游历于中国各大建筑院校，用Mapping工作坊的方式带领同学走出校园，去跟踪观察各种人群，进而挖掘出他们在城市空间里被忽视的需求，并试图把这些发现体现到建筑设计本身上。

他做了几百个案例，“跟踪”对象从人到物，甚至气味。

围墙边卖盒饭的小哥，用一根竹竿就颠覆了城市空间的壁垒；在上海的里弄租一间屋，跟踪108个居民的发现是80%的人早晨打招呼手里都拿着尿壶；他们还和学生一起观察城市的湿地公园，为蜗牛设计逃生路线；更多的时候，他们跟踪流浪汉、卖糖葫芦的阿姨、站街女，研究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行为习惯。

这一新异视角的观察，从规划、建筑，城市设计、景观、到建筑教育和各行各业，最终以关注城市生活空间里个体“隐秘而被忽视的需求”，点燃着公众渴望被关注的“火苗”，同时，质疑、争议连同赞美，一起混杂在这场社会话题的讨论中。

“其实，我们企图跟踪城市生活中的一切人群与物。”何志森说，起初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学生在设计时关注“人的需求”，真实地去挖掘城市空间里人的诉求点。现在,他期待能影响更多的人发现自己的需求。Mapping要求对研究对象至少跟踪3天

打动人心的设计，一定被注视过

“小的时候，在教室经常默默地看着那些大孩子们传小纸条，做小动作，说悄悄话，看他们比我大很多的脑袋。”在福建客家山村长大的何志森，仍记得自己孤独的童年场景，跟随当教师的母亲上课，坐在最后一排，观察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何志森说，他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给以后的自己埋下的一个伏笔。2003年，留学墨尔本，他第一次感受到为人而做的设计，是房东给他安装的灯泡。

“当时住在寄宿家庭， 房间是客厅隔出来的，只有一盏小台灯。”何志森跟房东伊恩反馈，希望能装个电灯泡，他设想好了，位置就在天花板中心，因为这是最正常的。然而伊恩详细询问了他一天24小时在房间的活动，白天在书桌做作业，下午在沙发上网，晚上在床上看书。一个多小时后，伊恩带着两张图来找他，一张图是密密麻麻的不同颜色的线，代表了不同时间段活动所需光线的照射路径，另一张图是电灯泡的位置，它不在天花板中心，而是在书桌和床之间靠墙一点的地方。”

何志森说，这个位置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无论人在哪里，都能获得较好的光线，不会因为身体挡住了光线，在身体前面形成阴影区。

“55岁的伊恩只是个有高中文凭的邮递员，但他比专业的设计师更懂设计，因为我的需求被融化在了这个设计中。”何志森说，这件小事改变了他对设计的观念，让他意识到好的设计是抚慰人心的。

硕士毕业后，他在墨尔本工作了7年，从事景观、建筑、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的工作。很多时候，他在办公室里研究政策规范、做文案，对比设计图，按部就班的生活。

2009年，何志森去墨尔本一家建筑公司面试城市设计师的职位。面试安排在早上8点，他6点钟就到了。公司对面是一栋很高的楼，楼下没有门，有一个很大的垃圾桶，一个流浪汉围着楼绕了一圈，然后把垃圾桶一搬就钻了进去。何志森好奇：“这么早，流浪汉出来干嘛？”

为了弄明白，他连续几天去了同一个地方。他发现，流浪汉每天5点半出门，然后围着街区绕半个小时就回来。原来，每天6点是收运垃圾车到达的时间，流浪汉要赶在这之前把咖啡馆扔的菜叶、面包找出来。

“我在墨尔本住了7年，做了5年的城市设计师，却连社区垃圾车几点来都不知道，也不了解城市的运转”。他开始反思自己到底为谁设计？

2010年，何志森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攻读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建筑学博士。期间，他读到了《非正规性城市》，讲普通平民如何重构生活空间。他专门回国拜访了其中一位作者——华侨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龙元教授。在那里他看到了演讲中提到的外卖小哥“一根晾衣杆捅破的围墙”，甚至为了弄清楚送外卖的规律，他还专门去洗了一个月的盘子，了解当地的城市生态。平民生活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观察最后成了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Mapping最初的实践雏形。同学在做绷子床的Mapping项目

甚至还跟踪蜗牛、声音、气味

从2013年被华南理工大学邀请做第一个工作坊至今，何志森已经做了45场Mapping工作坊，每场又分别有六到十个小组，每次工作坊时长为15天，累积观察对象近300个，这其中有流浪汉、卖糖葫芦的阿姨、站街女、散步的富人、抽烟的白领、巡逻的警察、老社区的修床师傅、甚至公园湿地的蜗牛，街巷的声音、气味。

“大家从研究里看到了很多底层的生活状态，其实我们不只是观察底层，也不是为底层代言，我们观察城市空间里的所有，用Mapping的方式。”何志森说。

他介绍，Mapping的研究教学模式有四个步骤：先选择一个目标，人或物皆可，然后长时间跟踪观察这个目标，接着要把自己变成目标，最后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呈现出来，并基于这种关系提出设计主张。“经过思维导图的提炼，我们最后一般以策展的形式把它展示出来。”何志森说，他是用Mapping提供一种发现需求与找到设计逻辑的方法。

“我希望在这些未来的设计师离开学校前，能够在他们脑海里植入人的需求，不是一句话，而是真实地去挖掘城市空间里人的诉求点。”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师胡晓青曾经邀请何志森去武大做过一次工作坊。这次的对象选择了武汉花楼街一个老社区，其中一组学生观察绷子床，这是一种几乎只在老社区才有的床，由棕绳编织而成，容易被虫蛀，所以要定期修理。一般是大爷背着木头箱子，装满修床用的棕绳，走街串巷。修理一张绷子床要1到5个小时，对场地大小有要求，由于住户的家中过于狭小，修绷子床又有晒水、除尘等工序，所以一般把床搬到门口的小巷中修理。同时，修床的屋主一般会在一旁监工，与周围的邻居聊天，偶尔和修绷子床的师傅搭话。由于耗时长，有时主人会留师傅吃饭。修床的时候，如果有其他车辆经过，师傅必须把绷子床竖立起来靠在墙上，修绷子床成了社区里的“大活动”，绷子床也成了如“尿壶”一样的社区载体。

学生们发现，走街串巷修绷子床的老师傅基本都是从武汉绷床厂下来的老职工，跟踪中同学们又有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周一、周二在花楼街修床的老师傅，到了周三要跑到硚口区去？这让同学们发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武汉由于经济落后推出的“让电”制度。

城区每天轮流“让电”，这让停电城区的居民会放下手头工作，整理家务，修绷子床的人便会在这个时候上门。因此，老师傅们去每个城区的时间与停电时间大致相同。虽然改革开放后“让电”制度没有了，但这样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

另一组跟踪“拾虾人”的行为轨迹，发现他们主要在虾框附近游走，拾起跳出框子的虾，进而发现市场里自发形成的规矩，是精确到虾框五厘米以内为卖虾人的领域。而最大的存储空间，是在女厕所。“买卖人群是男性，女厕又空间大，所以成了临时放货的场所。”在胡晓青眼里，这一次的工作坊，同学们受益匪浅，“真正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观察，发现了底层特殊人群的空间需求。”

何志森试图将工作坊这一模式，带到各个高校，“不只是理解底层，它不分贵贱，它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城市和生活空间。”何志森说。被指责“叛经离道”的何志森

设计要关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在设计教学上，他已经离经叛道了”。

在学霸扎堆的知乎上，有人发起了一场如何评价何志森关于建筑师同理心的讨论，一名自称上过他课的学生如此批评何志森。

何志森没有否认这一点，他承认自己在中国现有的建筑教育体系下显得“不务正业”，“没有一门建筑课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课只是提供一种发现问题的调研方法。”

与微博上更多的赞美不同，在知乎上的质疑来自于建筑设计、隐私伦理、同理心等方方面面。最高的一条评论是“你的情怀，谁来买单？”广州大学大四学生李素看到了，替何志森感到不平。

“如果你不走进去，你永远体会不到他们的需求，这和你无力改变是两码事，设计师不能是居住权利的一道屏障。”

2016年12月，李素参加了在广州龙洞村的调研，她跟着一位盲人按摩师在村里行走，体会视障人士的日常生活。早晨，这名盲人跟正常人一样去汤粉店吃早餐，然后经过各种路口、巷子去上班。当他走到路边的小池塘时会突然转向，原来“从湖面吹来的微风带有潮湿气味，他能闻到”。

李素说：“气味、光线、声响是他辨别方向的重要因素，当走到胡同口时，光线十分微弱，他就知道这是一个死胡同不能进去”。

这些看似跟建筑设计毫无关系，可李素认为这次体验让她深深被触动，“设计要关心城市的角落”。

大二学生陈灼参加过何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他说，刚进场时很“懵圈”，不知道选择什么对象，也不知道怎么发现问题，这种深入场地去理解空间关系的方式，他从来没经历过。“以前做设计拿了地图直接在纸上作方案”，陈灼说，在课堂上曾有一位老师批评说，他们设计的建筑可以装着轮子到处跑，意思是放在哪里都行。工作坊的经历让陈灼开始思考Mapping与设计的联系。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挺何志森，他甚至在知乎上回应那些质疑，他认为无论认同与反对的人，何志森都触碰了人内心最绵软的部分。

资深规划师、前北大景观学院研究生导师吴文媛评价何志森的Mapping，“我不愿意公众理解它为情怀，如果非要用情怀来说，那就是学术情怀。”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教授认为何志森的mapping，从公众角度的贡献，是会加速社区共同体的形成，“让大家关心身边的事情，提高公众参与的等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萧蕾是国内第一个邀请何志森到国内做mapping项目的，她评价何志森的教学，这是对建筑教学新思路的一种冲击。

去年，何志森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始长期教学。上学期，他给本科生上了120人的选修课，这学期他给研究生开课，结果有12名本科生来蹭课。“影响了十分之一”，他说：“一千个人中能影响一个，我就开心。”

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这种“跟踪观察”发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经常让同学陷入无力感。何志森说，作为老师他也无能为力，但能触动学生“思考现实问题”，是跨越的开始。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当了一回“规划师”

Mapping的价值和人的被表达

“为什么我会红？”面对不断赶来采访的记者，何志森总忍不住反问。

他得到的答案是猎奇、有趣、同理心、人性的光辉、底层的情怀、甚至特立独行的教育。如果说由他引发的这场讨论是一次磁场共振，他更想找到共振背后的特质。

“我想一定是现实中的某种缺失。”何志森说，直到一名网友留言说“感觉城市规划中很难看到普通个体的存在，也没有个体诉求的表达。但Mapping让我看到人的诉求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表达。”

何志森忽然有一种“重新被发现”的感觉，在他的研究和工作坊中，那些被“跟踪”过的市民，在理解了他们的工作后，反而愿意甚至渴望成为被“跟踪”的对象。

何志森找到的公众痛点，便是城市规划里“人”的位置。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过去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建设中，一直强调规划先行，实质是以物质空间为对象，人只能被动地接受，“以人为本”没有完全扎扎实实地落在实处。

吴文媛表达mapping研究人的行为，正是在构建理性世界，“从人的行为出发的规划才是理性的。”

何志森想到之前自己做的一个Mapping案例，让一群大学校园附近的城中村居民当规划师，规划如何与他们一墙之隔的大学校园更好地共生。他将大学的教学楼、运动场、体育馆、篮球场、网球场、电影院、医院、图书馆、购物中心、宿舍楼、教学楼等校园建筑要素剪切下来，让28位村民用拼贴的方式重新规划校园空间。

第一个“规划师”是一个围墙边上卖盒饭的小贩子。她认为，大学的宿舍楼里的学生是她最重要的顾客。在她的校园规划里，她把这些学生宿舍楼安排在了边界上，这些彼此相连的宿舍楼既可以充当隔离村庄的围墙又给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小贩子规划师的校园设想，是在"利她"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发展。

第二个“规划师”是一位70多岁坐轮椅的老人。因为村子里没有什么开发空间，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呆在家里。在她的规划里，她希望把所有的开放空间都放置在边界上，她可以坐着轮椅自由自在地"行走"。当然，在边界上，学校方可以设置一个围栏，只允许学生进出。这位坐轮椅村民的诉求为我们设计师勾勒了一个开放的边界类型。

第三个“规划师”是一位原蚝田养殖户。他认为，目前的大学围墙阻隔了要去近海作业的村民通道，村民需要绕行十几公里。他的方案是把巨大的校园打破变成几个更小的校园，让出村庄和海边的通道。为了保留一些果园、农田和鱼塘作为校园景观，这位蚝田养殖户建议一些大的功能区如篮球场、网球场可以放到大型建筑物的屋顶空间，并使用空中连廊把分散的校园连起来。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整个校园区域都封闭起来。这位村民的规划体现了小街区、多“地面”，并考虑了不同人群的分流与相遇，还很好的保留了原有的农业元素，让一部份村民可以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第四位“规划师”是一位老村长，他将一部分校园设施分散在在村庄内，希望利用村庄现有的了空间机理来发展，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共享。他甚至表示，作为村长他可以动员一些住在危楼的村民搬迁到校园的场地里，腾出空间让大学更好的融入在村庄中。老村长的规划寻求村庄和校园长远利益的共生，也涉及到了空间运营的管理和至上而下的支持。

对于Mapping的未来，何志森觉得他希望能够传播这种“思维方式的训练”，而如果有一天人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诉求能够被充分“表达”了，他的Mapping工作坊也许会停下来，“不需要”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

（原标题：《理解何志森：每个人都渴求在城市中被“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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