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青年作家钱佳楠：既喜欢又讨厌上海人的“体面”

世间并非所有母爱都能赢得赞赏，她从小就被精明好强的母亲视为改变命运的“稻草”，而母亲的苦苦栽培最终化为亲戚嘴边，用掺了米醋的口吻说的一句话：“哎哟，冰莹，不枉你投资这么多年，总算有了点成绩！”世道人运，流转无时，在女儿挣得成就之际，母亲亦不落下风，里里外外打点一番，为的是在家庭聚会上让那些亲戚们簇拥，“像公园池塘里拥向面包屑的金鱼群，惊叹，问她这个要多少钱，那个要多少钱”。外人看不到的光环之下，母亲对女儿的付出与牺牲知之甚少。以至有一日，女儿告诉自己的爱人：“她的母亲就是这样，但凡听到有大生意，就说你去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老妈，是老鸨呢。”

年初，出生、成长于上海的青年作家钱佳楠推出了新书《不吃鸡蛋的人》，故事与对白犀利、逼仄但却真实。主人公的生活与社会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笔下“水深齐颈”的农民几无差异，即使他们活在大都市上海，但任何一丝细浪打来，他们都面临着在贫穷中溺亡的风险。

钱佳楠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过教师，作品散见于《萌芽》、《鲤》、《上海文化》等杂志，曾获第34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别评审奖，如今正就读于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暂时脱离中文写作，努力尝试英文写作。

近日，为了宣传新书，她回国休假也密集安排了多场讲座活动。在一场讲座结束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她，与她谈谈小说中的犀利真实从何而来？她所关心的“女性集体困境”又如何解？汉语环境中的她，如今尝试英语写作，又要写给谁读？

《不吃鸡蛋的人》中的故事，很多都来自钱佳楠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她看来，故乡上海，让她最喜欢也最讨厌的，就是那份“体面”。喜欢，是因为“体面”代表了一种精致、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讨厌，则是因为“体面”所带来的攀比和虚伪。

钱佳楠

澎湃新闻：小说主人公一直在亲戚的寒言酸语里成长，这和你的成长环境有相似性吗？行文中还用了很多“呵呵”这样的语气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钱佳楠：有很大的相似性，我所成长的阶层和小说里主人公所处的阶层一样，我出生在上海的工人新村，我父母也是工人阶层，小说里的上海是我熟悉的场景。读者会觉得这本书里亲戚间的对话很犀利也很真，是有生活来源的，虽然我的艺术加工可能更夸张一些，但亲戚就是这么说话的。

这些“呵呵”是我有意识在用。我本来很犹豫，因为在最初写作时，也会和大家想法相似，觉得“呵呵”不应该写在文章里。后来感觉要用，因为这是最能表达主人公内心感受的语气词。“呵呵”代表着两种声音，一方面是主人公自己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背后叙事者对她的亲戚所代表的“中国式亲戚”的反感，这种“呵呵”基本和现在流行的代表讽刺意义的“呵呵”一致。

澎湃新闻：这篇小说在2015年完稿，今年才出版，过了三年再回头看，会觉得小说有什么太过稚嫩的地方？

钱佳楠：稚嫩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写得太快，在小说中对情感没有太克制，因为在小说中，读者会感受到生活很苦。我在写作其他小说时，会感觉生活中沉重的情感需要过滤，情感负担不该交给读者承担，但这篇小说是我情感爆发时写的，而不是经过理性构思去写作。在技法上，简单看这篇小说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但这两部分叙述声音不大一致。一篇更成熟的小说，需要两种声音更加协调，或者我要做出解释，为什么前后语言会存在不协调。

但我现在依然想把它出版，因为我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它有我年轻时最饱满的情感在，小说里虽然有苦，但都是基于我当时对社会强加给年轻人的重重障碍，急需要一个出口去表达，这种情感迫切性现在已经没了。年纪稍长后，总会有一个更理性的声音就在耳边，过去像是看到刺目的阳光，现在更像戴上一副太阳镜，看待事物更加准确、舒适却也失了那份敏感。另一方面，因为这几年我都在写英语，中文成了一片废墟，小说中的语言和亲戚对话的真实感，我可能现在写不了。

澎湃新闻：有读者留言说，这篇小说写得很“江浙沪”，这种强烈的地域性标签你怎么看？对于你写作、生活的上海，你最喜欢和最讨厌她的什么品质？

钱佳楠：我想地域性不构成太大的问题。首先，我认为地域文化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果为了“去地域性”，而丢失了地域文化特征，其实很可惜；其次，我不认为地域性会成为一种限制，这篇作品写得很“江浙沪”，但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理解，如果读者有一些江浙沪地区的生活经验，或许会更理解，这非常有趣。我想这样的标签，不会让人觉得这跟我无关，反而会激起好奇心。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你模糊地域性会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种看法对也不对，如果我能够让更多人进入我的小说，或许不是因为我去掉地域性，而是我小说本身的容量变大了。

对于上海，我喜欢和讨厌的品质是一致的。我很喜欢上海的“体面”，但这也是我最不喜欢的品质。首先，体面是一个人的尊严和精神。我外公是无锡人，他长相英俊，在他生病最严重的时候，就算要出门散步买菜，他一定要给自己的头发涂油、三七开，穿好外套出门。我外公以前也会跟我妈说：“你再倒霉，一定要把自己打点整齐，老天爷看着你，你不能让他也看见你倒霉，不然连他都看不起你。”

过去的生活里，就算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到上海人家中做客，他们也会尽量把菜弄丰盛，还要有花来妆点这个家，让你感受到生活在继续，每个人都很努力生活，这种体面包含着他们对生活爱的底色。

但在同时，体面也会变味，变成攀比。因为激烈的竞争中，人们生怕自己没有别人过得好，希望把别人比下去，更胜一筹，但这其中有虚假的成分。张爱玲小说《花凋》里也写过，郑家的几个女儿，在外面都是“兰西！露西！沙丽！宝利！”，但在家里就变成了“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四毛头”。他们在外面的这种生活，就像我们在朋友圈会看到“PS的生活”，在背后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更加强调自己“拥有”这些东西，来弥补内心的不足和空虚。也因为有体面的文化，大家会更注重物质，用物质弥补精神上的不足。

《不吃鸡蛋的人》，中信出版集团·大方 2008年1月

澎湃新闻：你现在在美国学习写作，感受到的中英文写作有什么差异？

钱佳楠：完全不一样，中文写作里，我有地域色彩，一落笔，上海的声音就会出来。我用中文写了几年，有一种固定的风格，这似乎限制了我未来的写作。但在英文里，我还像孩子一样在学步，所有东西都可以尝试，我可以写现实、科幻，也可以写古代小说。我想用英语写作也是因为想暂时放下中文里的自我，有一次重生，看看英语里的自己会是怎么样的。

澎湃新闻：那你用英语写作，目标读者是谁，是汉语读者还是英语读者？对于前代的华人英语作者写作的作品怎么看？

钱佳楠：我的目标读者，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常常感到我在英语写作中是个孤儿，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对谁写作。用英语写散文时，我明白我的读者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解释很多东西，但这在小说中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小说里，你无法过度解释。

过去有一些不同的华人作者尝试写英语，比如林语堂，他在美国世界很成功，因为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几无所知，林语堂的英语也非常好。但到张爱玲，她的写作后期，也用英语写，如果单纯用“成功”和“失败”来衡量，她无疑是失败的，美国读者对她英语作品接受度低。但我感觉这更多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语言问题，张爱玲的美学是传统的中国说书人美学，她的作品里会有很多中式的、细碎的名物，东方的名物在文本中会产生美感，但这只在中文语境中起作用，在英文语境中，外国读者无法体会。

再如谭恩美（Amy Tan），她的小说The Joy Luck Club被翻译为《喜福会》，我并不喜欢，但美国人非常喜欢。她的小说中也有大量东方名物，但她用的东西，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读来，过于东方化到不真实。因为她是美籍华裔，在美国语境中成长，她的目光是西方人好奇和希望看到的中国，而张爱玲带给西方人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但这未必是西方人喜欢看到的。

还有一些例子，比如一些东方式闲笔，美国人也不太理解。像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第一次在美国翻译出版时是一个删节版，他们把那些跟主线无关的内容全部删去，原文中一前一后各有两个老人出现，都被删去，只保留了主线故事。我在小说中也会有很多闲笔，大多是有意味的，在我的美国导师为我指导时，她也会站在美国读者的角度，倾向于删去。

北京讲座现场，与淡豹对谈

澎湃新闻：在北京的新书讲座，主题为“女性成长与集体困境”，你觉得主要有哪些“集体困境”？

钱佳楠：我是198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们或许是最后一代看到中国社会中几乎没有贫富差距的人，在我出生成长过程中，我们能意识到有贫富，但似乎没有这么大，影响也没这么深。在小时候，我能感觉到各个不同阶层还有男女之间平等，但是在我高中以后，差异似乎越来越明显。我原先以为的平等的景象好像变成我幻觉或是怀旧里才有的东西。我身边很多女同学读完研究生毕业，求职的时候一定会被问“什么时候结婚”，如果女生不结婚的话，家里压力也会非常大，甚至把她视作不正常的人。小时候，我父母会说你要做一个“社会的栋梁”，不会说“你要去赚大钱”，长大以后却发现世界规则改变。

这其中蕴含两大困境，一是集体的困境，有现实中求职、择偶、家庭的压力；第二重困境就来源于我们所看到的与曾经预想的世界是反差剧烈的，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原先坚守的信仰价值消失不见。

澎湃新闻：这种困境如何解决？有一些宣传文案会提到突破困境的方法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完成心中所想，才会脱离困境、不再迷茫”，你觉得这句话是一句动听但无效的心灵鸡汤吗？

钱佳楠：我觉得这话有点没用，我想我们首先要接受不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有困境的事实；其次，怎么去突破眼前的困境。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层面，一是精神层面，比如买不起房子，这是现实层面的问题，可能要考虑换个工作。而在精神层面，人会不开心，因为内心会有一个真正想要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我想这或许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你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和我在《不吃鸡蛋的人》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相同，她曾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在探索成长的过程中，她才慢慢了解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解到理想和现实冲突到底在哪里。而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论是平衡还是牺牲，作为人你至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想成长之中，我们更多是要了解自己和发现自己，至于这能不能解决现实的困境，其实它是未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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