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达：科创要有市场激励 也不能忘记科研初心

【编者按】

上海要建立全国科创城市，同时，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成为近年来的创新热点。如何创新？学习借鉴海外经验是中国创新的重要方法。3月21日，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一期健康科技创新城市论坛在上海举办，会议上该中心的《全球健康科技创新政策分析》课题组成员何达发表演讲，结合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靠前的国家所做的创新案例做了系列分析，并对上海如何借鉴给出建议。

《全球健康科技创新政策分析》课题组成员何达发表演讲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何达演讲实录：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每年对会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综合指数进行排名，这是各经济体竞争力的体现，这些地区或国家在卫生健康专业领域的产品、最新的科创程度，极具参考价值，我们课题小组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分析。排名第1的是瑞士，排名第4是美国，日本为14名、以色列为17名。中国排名第22名。

美国的西雅图是全球的智能城市冠军，同时也是美国的西北健康科技领域的中心城市。西雅图集中了很多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健康方面的科创企业，包括制药、针对肿瘤的生物创新以及信息技术。

美国的拜杜法案在美国科技创新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发布，法案核心的条文是：如果是政府出资资助的医疗机构或者科研机构产出的结果，这个结果的专利权可以归于私人部门。在此之前，科研机构缺乏刺激，科研人员的研发积极性非常低。同时因为政府拿着知识产权所有权，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非常低。1980年只有5%的研究成果实现了成功的商业转化。这和现在上海，以及中国的情况很相似，研发和市场需求是脱节的。

美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便出台了拜杜法案，把之前限定的推翻：虽然是政府出资，但是科研机构对成果保留享有权。这极大地推动了科研向技术、向商业的转移。并且这个政策鼓励非营利性机构与产业界进行合作，转化科研成果，同时产生的收益可以给发明人或者发明人机构。这个法案被称为美国从制造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里程碑。

去年我们去特拉维夫考察，那里有很多不同凡响的创新。以色列政府想推进科技进步，政府投资，成立了国有风投，这个风投规模为一亿美元，欧美非常知名的国际风投公司跟它合作，成立了大的基金，规模为2.5亿美元，分成了很多子基金，每个子基金两千万美元，如果子基金失败了政府承担所有损失，这对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保障和推动。如果创新成功了，政府将把所持的股份按原始价格出让给所投方。这个项目从1992年开始，到1998年政府完成了撤资，实现了风投基金私有化。政府撤出之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它转变了重心，从投资运营转出来，将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建设方面。实现了以色列风投市场的开放竞争和法治保障良性机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项目花了六年时间，在国内落地时要注意政策连续性的问题。

以色列还有一个磁石计划。以色列最开始推动科技创新的时候，也是采取跟日本、中国前期一样，先把国外科技引进来学习、吸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这对成长型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确实实现了在初期以色列的国家创新能力的大提高，此后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但是这种模式会带来一个问题，受益企业规模通常偏小，企业创新资源的碎片化程度比较大，创新更多的是技巧模仿，或者技术改进，最终这些企业或者这些引进来的二次创新没有办法对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有核心的竞争力。

于是，1993年以色列政府制订了磁石项目，想把一些共性的、基础性的、竞争性的项目，由政府组建大型的研发联盟，对关键技术进行合作研发，如果企业入选了该联盟，就可以获得三到五年的资金资助；企业66%的研发成本可以被政府承担，科研机构可以有80%研发的成本由政府承担。这当然会有严格的入盟竞争、遴选机制。这个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让重点技术实现技术从科学向产业的转移，这个计划的成效也非常好，到2003年的时候政府推动组建了18个大的研发联盟，研发资金达到6亿美元。

瑞士有一个叫做KICK的孵化器，它是私营且非营利性的，也是我们国家和上海市政策在积极鼓励发展的这种类型，而且它同时是一个慈善型的，它背后的资金来自大企业。对于任何一个初创企业或者团队，可能最缺的就是资金，这个孵化器提供资金。它也有一套体系筛选，2016年第一批60个团队，每个团队提供1万瑞郎的资金，三个月之后他们对这60个团队进行评估，评估之后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就退出。遴选后剩余32个团队，这32个团队每个给2万瑞郎的资金，六个月之后再进行筛选，剩下14个团队，每个团队给10万瑞郎的资金支持。在前面两个阶段退出计划的项目，后面又创业成功的话，需要把孵化器给的钱还回去的，还要加上一点利息，如果创业失败没有任何债务负担。对于达到第三阶段这14个团队来说，他们会以10万瑞郎的资金去入股。

任何一个初创企业除了缺少本金，还缺客户，营销的经验以及团队建设，这个孵化器除了资金方面，还会在其他方面都会给予支持。

日本创新能力处于第二梯队，而且日本是亚洲国家，离我们很近，我们文化也相近。但日本和我们不同的是，日本在1995年就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基本国策。它的整体环境在政策引导下，日本的各项指标都在全球排在最前列，而且它的保障水平也在全球前列。

2017年6月，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召开了一个医疗保健部门开了一个AI运用推进恳谈会。这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召开了这样一个会。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人工智能适用的领域，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环境准备哪些基础设施，以及在健康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有没有效、是不是安全。所有的情况讨论完以后，日本制订了到2021年，四年之后的一个行动方案，包括基因医疗、画像诊断支援、诊断、治疗支援、药品开发、护理、手术支援、人才培养等。虽然不是特别成文的政策，但确实能保证利好产业。

以上案例说明，科技创新，包括健康科技创新要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改善，包括减税、税收、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环境、产业集群作用、公平竞争氛围、国际合作等。

基于此，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讨论国际政策对于上海城市建设的启示。

第一，正确发挥政府在推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有必要的资金投入进来，就能够像杠杆一样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体系中来。

第二，政府应该适当承担一些风险，尤其在重大的科技领域。

第三，不要只盯着大目标看，中小企业也会在整个创新体系或领域里面起到关键作用。建议政府重新审视我们国家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

我国在一些领域处于追赶期，我们可以选择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引进、吸收、再创新，另一种是直接技术突破。

第一种模式的优点是资本投入少，技术风险低，技术能力的初期积累非常快。但缺点是非常容易形成对引进技术的依赖，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定下来，就很难改变。另一种模式直接形成技术突破，前一种的优点全都没有，大量资金投进去，失败风险会很高，对于技术能力的初期积累也没有那么快，但是会形成核心的竞争力。到底什么时候该用哪一种方式，在什么阶段是不是要做调整，需要政策制定者发挥智慧。在产学研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机制，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避免科研活动和经济活动脱节，同时也不能太注重经济刺激。

如果科学家人人都自己开企业，就会成为另外一种极端。我们倡议完善上海以及国家的科研管理的体制，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能够以更多的科研本身意义为导向。

第四，要更加重视国际合作。提升我们国家自己的创新能力，一个是要引进来，一个是要走出去。

第五，需要结合国家特色，中国有自己的中医药产业，中医药现在发展存在很多问题。韩国、日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医药这个领域要想有进一步作为，需要产业发展和中医药基础理论。另外建立一个技术标准和评价方法，最终促进科创成果的转化应用。

除政策以外，还有两点注意，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了的话，可能就业数量会减少。同样一些高新技术出来，也会有一些人淘汰，收入差距也就会拉大，这是一些政策风险会存在。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能够出台更好的政策环境，促进我们上海，以及全国的健康科技创新。

（张余芳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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