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好大学不只体现在排行榜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召开。今年的两会中，浙大教师们为中国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小编对他们的部分发言进行了摘录，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两会中的浙大声音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

好大学不只体现在排行榜

“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不仅是国家对大学的呼唤，也是各高校谋发展的必然选择。”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在采访中直言，好大学不只体现在排行榜上。高等教育发展要着眼社会需求，只有走向多元化、特色化，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高素质创新人才，开启高等教育“强国梦”。

“当前在高等教育中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大家更关注各类指标与排名，习惯用世界大学排行榜来理解和判断一流大学，这不利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在邹晓东眼中，论文发表数量固然能直观体现教学成果和师资力量，但大学文化以及其对国家区域的发展贡献是难以量化的。

他说，好大学并非只体现在排行榜上。学生需要因材施教，学校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要在人才培育上要注重多元化。“高校承担着为社会输送不同人才的责任，只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培养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诚然，在人才为王的背景下，作为育人的前沿阵地，高校的建设与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从服务海洋强省建设的浙大海洋学院到响应“浙江智造”的浙大工程师学院，从聚焦科研创新的之江实验室到面向“双创”的紫金众创小镇，作为布局在地方的“国家队”，浙大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也始终将“多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摆在首位。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邹晓东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各具形态、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

如何避免办学的“千校一面”？他指出，高水平大学要积极培育顶尖人才、持续贡献顶尖成果，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综合型大学要以一流学科为牵引，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专科特色、行业特色鲜明的大学要在特色领域做大做强；以文理见长或以教学见长的大学，要着重在基础学科发展和教育教学上深耕细作，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品牌。

正如邹晓东所言，要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峰，就要打好基础，推动“高原”建设。在他眼中，只有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才能推动学生发展的多元化。

邹晓东以浙江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态势为例，指出并非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才是考生的第一目标。“鼓励多元、特色化发展的，都是好学校，都能培育好人才。”

针对今年2月份杭州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名校名院名所"建设的若干意见》，他认为这是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的福音。“引进建设一批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于推动浙江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是一个利好消息。它不仅吸引了更多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落地浙江，也为人才创新增添了新生力量，改善了浙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邹晓东也希望，浙江的本土高校要保持自信，推动办学特色的进一步发展，在不同领域和层级争创一流。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

大学要“养”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罗卫东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说明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他说，原来我们是跟跑，跟在那些科技强国后面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高铁、大飞机都是通过这种机制来完成的。现在我们要进入并跑和领跑阶段了。如果没有基础领域的重大发现、颠覆性的科学革命，是不可能去并跑或领跑的。这意味着接下来国家将在一系列工作上进行布局，包括要建设重大的基础研究平台和应用基础研究平台等。

报告还提出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罗卫东认为这一表述鼓舞人心，对广大的教师、科研人员来说意义重大，有助于真正突破我们国家企业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天花板。只有基础研究上去了，任正非、马云他们讲的难题才能得到真正的克服，这也意味着国家将来在评价科学研究活动的过程当中慢慢要侧重于基础研究，突出、鼓励、支持基础研究领域中的创新，也意味着我们的评价体系要做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报告里讲到，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要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罗卫东认为，对大学和科研机构来说，接下来要根据报告的总体要求和方向，尽快推动科学研究学术评价体系的调整、创新、优化，形成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适合基础性研究的评价体系，鼓励科研人员潜心做学问。

罗卫东说，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如何真正落地，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大学要“养”，特别是那些基础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一定要让他们心无旁骛，没有后顾之忧，要宽容他们的失败，让他们能把科学探索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当作毕生使命，而不是把学术当作名利的敲门砖。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改革也有助于“双一流”建设，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罗建红表示，老百姓关注“双一流”建设，就是关注高校教育质量。

我国每年有40万学生选择到国外读大学，比例不小。罗建红认为，一方面，随着我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出国留学可以给孩子多一条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从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说明我国本科教育的质量仍有提高的空间，需要加强建设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人才培养机制。

老百姓需要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供给，来满足让下一代接受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要求。这种质量不仅仅体现在学科水平上，也体现在培养人才的基本理念，大学的基础性设施等方面。应该说，老百姓关心“双一流”建设，更多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切。同时，老百姓也希望我国高等教育能够提供更优质的科研创新成果，并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国防、医疗等。老百姓还希望我们的大学在文化传承和引领上，有自己的“大家”，能够满足人民对自身文化、自信等的需求。

罗建红指出，“双一流”的建设中，我们要充分重视本科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使高等教育在本科教育层面更有活力，更能满足学生们对本科教育的不同需求。现在推动的高考制度改革，也是在保证公平性前提下，尽可能从更加科学的综合角度拓展对学生的教育和优良的评估。

他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第一关就是生源的选拔。生源选拔需要全社会达成一个共识才能实施，不单单靠高校本身。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高校的提升与经济发展相似，不仅要提高入学率、扩大规模，还要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体现其在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方面所作的综合贡献，老百姓才会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

医疗双下沉 “规定”和“自选”并举

医疗双下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并举。

早在2012年，浙江作出“双下沉、两提升”的重大决策，着力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医务人员下基层，提升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蔡秀军说，浙江省的“医疗双下沉”工作，在全国开了先河，也是医改中的典范，既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又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支持，现在这项工作越做越细，比如带资金下沉，这将在长效机制上发挥作用。

蔡秀军结合自身工作说，邵逸夫医院作为三甲医院，在“双下沉”中，既有“规定动作”：同25家医院进行联动，其中包括5家紧密型和20家松散型；也有“自选动作”：利用互联网技术，同省外的地区，把浙江省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别的地区。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既有压力也有收获。

蔡秀军表示，推进“双下沉”工作，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比如下派医生后造成人手短缺、医院的承接能力不足等，但是他们也会在人力资源配备上有所准备。但重要的是，也有不少的收获，一些医务工作者们获得更多医院管理工作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管理业务能力，会让他们成长得更快，社会经验更丰富。

全国政协委员、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

脑科学进展将推动人工智能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够像人一样思考？这一天也许很快就要到来。

“科学家们希望在人脑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更深入解析人脑工作的模式，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革命性突破提供基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长、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在两会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

脑科学被视为理解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终极疆域”，也为发展类脑计算系统和器件、突破传统计算机架构的束缚提供了重要依据。

“虽然不少人工智能的名字中已经出现“大脑”两个字，“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的产生受到大脑研究成果的启发，蒙特卡洛树的结构和大脑中神经突触的结构也非常相似，但目前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和人脑还有巨大差别。”段树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对人脑的解析还不够。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在脑科学研究领域中，光遗传学、神经细胞连接追踪和解析、单细胞测序和标记以及克隆猴等一批技术突破正在迅速推进科学家们对大脑的认知。

“借助这些技术，科学家已经触摸到新时代的脉动。”段树民说，“在脑科学和类脑研究领域，我们与多个科技强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机遇窗口已经打开。”

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已将“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之一，相关举措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驶入快车道。

“未来十年，脑科学和类脑智能领域将产生新一轮重大突破。”段树民说，在未来，人们将看到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进化，持续为生产生活提质增效，运算能力更加庞大，能耗却降低几个数量级，以及脑机融合赋予人类意念控制的“超能力”等种种场景。

“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自主创新，基础科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颠覆性的。科研工作者期盼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发挥自由探索精神、释放更大创新潜能，沉下心“打持久战”，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段树民说。

全国政协委员、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

中国盾构将挑战世界之最

地下隧道穿江越洋、钻山入岭，地下交通四通八达，这些“超级工程”的“开路巨人”就是拥有圆柱状外形的盾构机。

“中国盾构下一步将挑战18米直径的世界纪录，一个盾构机就有六层楼那么高。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的“跟跑”到“并跑”，还要争取引领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杨华勇在全国两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杨华勇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实现直径15米及以下盾构机的自主设计和量产，打破隧道施工“受制于人”的局面，形成郑州、长沙、上海、常熟等多个盾构产业化基地。国产盾构在掘进速度和性能上表现优异，已占据国内新增市场份额的80％以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产盾构走出国门，如今以色列、新加坡、泰国等十多个国家都在批量使用我国的盾构装备。

“国产盾构能够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科研人员觉得“生逢其时”，赶上了国家的大发展。”杨华勇说。

“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有望达到6000公里。除了人口密集的一线城市，一些地质成分较为复杂的二三线城市也将开工建设地下轨道交通网络。

“如果要在多岩石地区建隧道，就需要硬岩掘进装备，我们目前已经生产了20多台硬岩掘进装备。”杨华勇说，此前，两台直径8米的硬岩掘进装备样机在“引松入长”工程中，建设起从松花江到长春的地下“水动脉”，性能超越国外同类产品，拿到了批量订单。

此外，科研人员还在进行智能掘进装备的研发，掘进装备的设计、生产、运行、维修养护等将实现全面智能化。

“未来，我国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会越来越大，不仅有交通轨道、市政网络，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地下综合体，形成“地下城市”。我们期待加大科技投入，设计制造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地理条件、功能更加强大的掘进装备，承担更多的“超级工程”，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杨华勇说。

（原题为《6位两会代表发出浙大声音丨邹晓东：好大学不只体现在排行榜……》 来源：新华社、中新社、浙江新闻客户端、新蓝网-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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