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水仙外,和儿时过年的记忆相联系的另一种植物,就是天竺,又称南天竺。“竺”字也有写成“竹”字的,但它并不是竹,只是茎秆笔直、细长、没分枝,有点像竹子罢了。古书中又有写成“阑天竹”的,《遵生八笺》《广群芳谱》里用的都是这个名字。估计这是因为有些地方l和n不分,最早到底应该是“南”还是“阑”,就无从查考了。
在过年时的植物装饰里,水仙当然必须在过年前一两个月就去买。至于天竺,则必须是家里早就种着的;到过年了再去买,在当时是买不到的。有几年阿爹就种了一盆,养在一个长方形的紫砂盆里。天竺在梅雨时开小白花,然后结果,到冬天时果子成熟变红,过年时欣赏的就是它鲜红的果实,当然还有那陪衬的绿叶,因为它是常绿植物。
天竺
天竺古时又称为东天竺。梁程詧在他所作的《东天竺赋》的序里,还记载了一则关于天竺的神话:
轩辕帝铸鼎南湖,百神受职,东海少君以是为献,且白帝云:“女娲用以炼石补天,试以拂水,水为中断;试以御风,风为之息;金石水火,洞达无阂。”帝异焉,命植于蓬壶之圃,此其遗状也,然不如向时之验矣。
这故事把天竺跟女娲补天的神话联系了起来,还说有个叫东海少君的,曾把天竺献给黄帝。当然,作者也已认识到,现在的天竺已没有“试以拂水,水为中断;试以御风,风为之息”的神奇效用了,所以承认说“不如向时之验矣”。
古人已认识到天竺果子的观赏价值。明王世懋在《学圃余疏》中写道:“天竹累累朱实,扶摇绿叶上,雪中视之尤佳,人所栽种之。”有白雪的映衬,朱红的天竺子看上去当然会更加鲜明。
明高濂还在《遵生八笺》中说它“植之庭中,可避火灾,甚验”。这大概是以前关于天竺能“金石水火,洞达无阂”的迷信的残余吧。
又据民国黄岳渊、黄德邻二先生所著之《花经》,天竺还有黄子的品种:“旧时缙绅大家,当居丧读礼之期,岁朝清供,辄避去红色,故往往采购黄天竺以代之。”也就是说,以前的大户人家,在居丧守孝期间,因为忌讳用红色,所以花大价钱去买黄色的天竺做岁朝清供。
这种结黄色子的天竺,我没有见过,不知现在有没有失传。
我喜欢的是开大花的植物,对观果植物并不是太热心,所以天竺我没有亲手种过。一般认为天竺是一种耐阴的植物,但据我的观察,它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也长得很好。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户人家朝南的大门边就种有天竺,上面也没有树木遮蔽,长得很好,结子也很多。陈淏在《花镜》中说,天竺在“吴楚山中甚多”。看来,在自然环境中时,它是生长在高大树木下的灌木,所以既喜欢光照,也能耐受一定程度上的荫蔽。
除了天竺外,以前过年一般还要买用于插瓶的银柳和蜡梅。蜡梅是难得买到。银柳有剥去花芽外壳的,也有没剥去的,没剥去的就自己买回家以后剥去。后来有不但剥去壳还染成五颜六色的,就有些俗了。插几枝在瓶里,可以从过年一直养到开春,而且总有几枝会长出根来。曾想过要自己种一种,但到现在也没有,因为银柳会长成高大的树,阳台上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现在过年时家里供天竺的人家,是越来越少了,主要是因为难得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植物,比如富贵竹、蝴蝶兰、大花蕙兰之类的。
《人间花事》插图:腊梅
二
在这里,还想写一写对童年时代,也就是对20世纪70年代,还是我阿婆持家时的过年的记忆。再不写的话,我也满五十了,许多东西恐怕都会忘掉。写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我已经把它转存到文字里了。
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所以上海的年俗也是一个各地年俗的拼盘,各家人家准备的年货也会有不同。我在这里写的,是1970年代祖籍苏州的上海人家的过年。那个时候,原籍的地域文化,多少还影响着上海人的过年方式。有自己鲜明地域特色的,比如祖籍宁波和祖籍广东的上海人,家里过年的方式肯定和我家会有许多不同,这是先要说明的。但有时这些不同地域的年俗,在上海也会互相渗透、互相吸收的。
我阿婆属于中国最后一代“专业”的家庭妇女,持家的本领可是相当高,从小在家里受到全面、“专业”的家务训练。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每年过年还能做出一大桌子菜。而到我母亲那一辈,就是“撑起半边天”的职业妇女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来投入到家务上。到我妻子这一辈,更是从小没有做过家务,都是结婚后自己摸索着做了。
那时过年时置办年货,很早就要开始了,至少要提前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应紧张,好一点的东西都要凭票。但越是平时没吃的,过年时越要大张旗鼓地好好地吃一顿,跟现在什么吃的都能轻易买到,过年反而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情形不同,这也是关于过年的悖论吧。现在想来,从1970年代到现在一共也不过三四十年,但人们的生活方式真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间花事》插图:红梅
三
年货,有些要到南货店去买,但多数还要到菜场去买。
弄堂口在西门路上的那家南货店明明是叫“向阳”,阿婆却非要叫它“万盛翔”。方浜路口那家卖黄酒的店明明是叫“丰收”,她却非要叫它“醉不归”。西藏路近浏河路口那家明明是叫上海市第几熟食品厂,她却非要叫它“杀牛公司”。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叫的都是它们的老名字,至少是公私合营前的名字。至于她为什么过了二十多年还不改过口来,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她说什么我们就知道是哪家店,尽管那家店店招上并不是那个名字。
过年要准备的东西,零零碎碎有许多,我想我还是集中写写几样不是简单地就能从市面上买到、而多少要自己花时间和力气去制作的比较麻烦的东西吧。
那时过年有一道必有的菜,那就是“水笋烤肉”。必须提前去菜场买用毛竹笋做成的大片的笋干,这种笋干硬得要命,买回后必须在水里浸好几天,这时就会有从乡下来的切水笋的人,拿着铡刀走街串户给人切水笋,赚一点小钱。
切成丝的笋干必须和五花肉一起红烧,笋丝吸收了猪肉的油汁之后就变成难得的美味,是阿爹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据阿婆说,这道菜因为含有竹笋,所以包含有“节节高”的吉利的意思。
但后来有了自由市场,就开始有发好、切好的水笋丝卖,切笋干的人就消失了。但买来的水笋丝总有点烂烂的感觉,没有自家发的那种好吃。后来还听说市售的水笋丝是用某种有害的物质浸泡,于是这一美味就从许多上海人家的年夜饭桌上消失了。
还有做蛋饺,也是一样有些技术性的东西,我观察过阿婆的制作方法。先要打好一大碗蛋,然后用一个半圆形的大勺,在煤气的小火上烤热,再在勺上涂一层猪油,以防蛋粘在勺上。然后用小勺舀一勺蛋液浇到大勺里,把大勺一边在火上烤一边很轻快地一转,蛋液就受热凝固,变成一张半圆形的蛋饺皮了。然后重复以上程序,制作下一个蛋饺皮。
当然我这样写起来很容易,但这手势的熟练和火候的掌握,是非要经过许多练习不可的。
然后用这蛋皮包裹肉糜的馅,就变成一只蛋饺了。在年夜饭的时候会有一只砂锅,里面煮着的不但有蛋饺,还可以有虾、肉丸子、大白菜等,热气腾腾地端上来。这蛋饺也有吉祥的寓意,叫“金元宝”。
当然,年夜饭桌上的许多东西都有吉祥的含义,但我觉得并不真是为了讨口彩才吃它们的。而是本来就要吃,顺便就想出一些吉祥的含义;吃的时候,也很少真是想着这些吉祥含义的。
现在过年,很少吃到蛋饺了。一是没有这个手艺,二是不想找这个麻烦了。
那时候还有一样每年过年都要做的东西,就是土豆色拉(当时就叫“色拉”,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色拉就土豆色拉这一种),因为麻烦都只有到过年或国庆时才做,平时不耐烦做。这其实是个洋味儿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上海以前是租界,西菜的影响也渗透到民间了吧。
麻烦主要是麻烦在做色拉酱上。当时没有现成的色拉酱买,要自己做。方法就是打两个鸡蛋,只能取蛋黄,打开鸡蛋后要把它小心而完整地留在半个鸡蛋壳里,蛋白当然也不会浪费,一会儿可以蒸熟了切丁,拌在色拉里。然后把蛋黄倒在碗里打碎,再小心地一点点地倒入花生油,拿筷子往一个方向搅拌,不能颠倒。要搅拌很久,一直搅到蛋黄变成白色的乳剂状才行。最后还可以加点白醋。
最后,再拌上前面说过的蛋白丁、煮熟的豌豆和土豆丁,还有“杀牛公司”买来的红肠切成的丁,色拉就做成了。
至于大年初一早上要吃的汤圆,也很早就要准备了,因为要自己磨水磨粉。
制作水磨粉是我作为一个小男孩曾参与其中的工作,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先要买来糯米,然后找来几口大锅,把糯米浸在里面,要浸几天。自己家里没有石磨,市面上也买不到,只能从邻居家借一个来。考虑到家里磨水磨粉的需要,父母后来还巴巴地从贵州带了一副石磨回来。为什么要到贵州才买得到石磨呢?现在想想,应该是因为贵州“山高皇帝远”,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没有割尽吧;那里的石匠可以自己制作一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而在上海附近就买不到了。
磨水磨粉时我自告奋勇来推磨,阿婆负责加米和水,就是用一把小勺,把浸好的糯米,连米带水一勺一勺地慢慢从磨子上的那个洞里倒下去,不能心急,不能加得太快。磨得时间长了阿婆也会让我休息一会,我来加米和水,她来推一会磨。
阿婆说,加米时一定要有米有水,水越多粉越细,当然磨起来也就越慢。但无论如何,至少要一半米一半水,不然磨出来的粉会粗,就不好吃了。之所以要自己磨水磨粉,要的就是它嫩滑的口感,不然买市售的水磨粉或者干粉就可以了。
磨下来的水磨粉其实也不是粉,而是米浆一样的东西,滴在一口大锅里,让它慢慢沉淀。于是原来的几大锅浸着的糯米,最后就变成几大锅这种米浆了。粉沉淀下去以后上面会有一层清水,过一两天就要舀去换新鲜的水,不然会变馊。
吃之前,隔夜就要拿一个大碗把沉淀下来的水磨粉舀起,倒在一个帆布口袋里挂着,让它慢慢滴水,第二天早晨从帆布袋里把沥干的水磨粉倒出,湿度正好,就可以做汤圆了。
还有制作做圆子的黑洋酥,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先要把芝麻炒熟了,然后放在一个小石臼里舂碎。我也舂过,但实在没有那个耐心做好。因为在小石臼里芝麻不能放太多,否则你手里拿着那个杵捣下去的时候芝麻就会四溅。舂一会儿手就很酸。把芝麻一点一点捣碎之后,就看到阿婆从菜场买猪的板油回来,白白的一大块,切成小块放在炒锅里熬成猪油。然后用这猪油把捣碎的芝麻揉成一大团,就成黑洋酥了。
当然,做汤圆的时候还要把这团黑洋酥搓成一个个小圆球,然后在外面包上水磨粉。
有时大年夜还要守岁,我们小孩子心急,于是过了十二点阿婆就下圆子给我们吃了,热腾腾的,一人几个。那时候过年,真不知道怎么能吃下这么多东西。第二天早晨,会有阿爹的那些老朋友们上门来拜年,每人也会奉上一碗汤圆。亲戚上门也是如此。这几大锅水磨粉,总要吃上半个月吧。
想想汤圆只不过是过年时吃的一样东西,那时就要投入这么多的心思和气力。对现在的人来说,汤圆只不过是花不多的钱从超市买回来的一样冷冻食品罢了。
《人间花事》插图:昙花
四
年货,如果定义为年前所要预备、购买的东西的话,那么也不局限于吃的。还有一样一定要采购的是鞭炮和焰火。上海当时很难买到焰火,只能买到鞭炮。但不知为什么贵州那里还在生产焰火,而且是比较传统、精致的那种,于是父母有一年便从贵州带了一些回来给我们小孩子玩。
印象比较深的一种叫“母鸡下蛋”,就是硬纸板糊成的一个小母鸡,屁股那里点着引线后会放出五六个荧光闪烁的“蛋”,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而已。
还有一种最精致的叫作“宫灯”,没有放的时候是一个饼状的八角形,要用一根竹竿挑起燃放,点燃引线后就会在空中飞快旋转如UFO状,最后底盘落下,变成一盏宫灯,灯身还是用模仿玻璃的半透明的油纸做的,上面描画着细致的花鸟虫鱼图案。
因为难得,所以这些焰火不舍得一下子放掉,每年过年都只拿出一两个来燃放,余下的收着,收藏了许多年。
1970年代时置买年货之繁难,和人们对过年之重视,都是现在成长在物质丰富的年代的年轻人所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吧。如前所说,我把这些写下来,只是为了防备忘却,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以前的人们过年的那种认真、复杂和艰辛。
本文摘自《人间花事: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植物散文》,谈瀛洲/著 孙良/图,漓江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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