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如何过节

节庆，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这些学者眼里，节庆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是社会的镜子。历史上，节庆还被赋予了仪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会公约的传统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特别重视过节，而且不同的人群对过节的重视又各不相同，民间有句俗话，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就是如此。那么古代的官员是如何过节的呢？

守土有责 过节并不轻松

在古代过春节时，中央包括首都高级官员，初一不得休假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

朝会时间往往很长，还有外事活动，接待四方属国使臣。高级官员散会后还得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陪吃。总之比平常更累，以至于唐德宗受不了，改成单号上朝，双号休假。

地方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回老家过年的可能性，如果想跟家人团聚，地点只能在单位。唐朝著名田园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衙门里感到很冷清很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

地方一般官员，才有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办公，回家过年省亲，与家人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御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凡新入职的官员，新年过节的值班任务往往就交给他们了。

宋时百万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专职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设一个巡察火警的哨岗，政府在元宵夜会加强巡警，“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凡热闹人多之处，皆点巨烛、松柴照路，亮如白昼，还有大量兵卒巡逻站岗。

明清时期规定全年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能就要下岗了。

过节往往是朝廷察民风的极好时期，中央往往会派出巡视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汉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清廉过节 杜赇谒之路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民间百姓每到过节都喜欢给亲朋好友送礼，联络感情，但古时也有法律规定，官员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是不允许的。

《魏书·刑法志》记载：“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什么叫“义赃”？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有了这规定后，“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官员们不得不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唐律》规定：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贿“罪止杖一百”。这里自然包括了过节收送礼物。宋朝对收受属地官员礼金的处罚，效法唐律，但对收取“生辰纲”这样的“生日礼”，似乎并没禁止，更未入罪。但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年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教为耻。”

金世宗时有法规定生日接受馈献，应当免官。但实际处分因人而异，官阶高的没事，低的就受惩。这种情况引起了世宗的忿然：“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

元朝将最容易被视为“人之常情”的生日、节日收礼行为入罪，不再局限于平常职场上的收礼。据《元典章·台纲卷·体察》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禁治察司等例》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古今常见的生日礼、节日礼、接风洗尘礼，一概禁收。

康熙时期为整顿春节期间铺张浪费和腐败现象，明禁送礼之风，要求大小官员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张贴一张公约：“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

历史表明，节庆风俗清廉的时候，政治就清明；相反，政治越腐败，节庆赇谒之路就大开。《后汉书·梁冀传》记载了权贵的看门人都累千金：“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想来令人惊讶。

与民同乐 但必须干正事

过节，对古代很多官员来说，并不清闲，除了要参加国家规定的各种仪式聚会，还要讲求与民同乐。据《后汉书》和《太平御览》等史料记载，汉朝官员在节庆中，要么去充电进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么下地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要么社会实践，如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

官员当然可以适当地放松休息，但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娱乐，过节中官员赌博、逛街等娱乐行为都可能在节后被言官参上一本。

到了唐宋以后，官场风气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宋史》记载，王安石为相时，就爱干涉官员们在新年假日里的娱乐，“时汴京员吏好因元正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介甫(王安石的字)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王安石在大过年的时候一旦碰到这种事，会干预到让当事官员感到内心有愧。

宋代开封府刑狱机构会在元宵节期间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陈列狱具等表演审犯人以普法；临安府每至傍晚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到了放灯最后一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

官员过节不干正经事，那就有违官员“为民父母”这一道德形象。《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章郇公(章得象)爱好赌博，“作正字(秘书省)日，元正休与丁晋公博……约明年复博”，没想到节刚过完，就被监察御史狠狠地参了一本，说他“为帝侍，元正应祈福于帝，独迷博，非诤臣也”。这个章先生被上纲上线扣了一大帽子，还无法辩解，因为赌博总是有失臣子体统。因此，古代有些官员不仅过节时访贫问苦，而且还扶犁亲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现代人低调得多。

清康熙年间，高以永调任内乡县，正值战乱刚过，庄稼荒芜、经济萧条。高以永深入基层调研，每个春节前后，他都充分利用“封印”之机下乡微服私访，问百姓之苦、解百姓之忧。清代各级地方官员在春节前后都纷纷开展“访贫问苦”“扶犁亲耕”“鞭打春牛”等活动，还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节庆假日多了，容易使官员涣散，影响工作效率。包拯给宋仁宗上表，称“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戏文里的包大人确实就是日断阳、夜断阴，忙得四脚打转，就是节庆中也总想着不让他那虎头铡闲着。

来源：中国人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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