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家眼中的“别样”《史记》

□本报记者 徐敏

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人。它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在日本也随遣唐使传入后广为流传。不同于中国学者的常规解读，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突破常规地从司马迁的自由观、女性形象研究等角度切入研读《史记》，观点颇为新鲜和奇妙，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古代中国是一个市民社会

《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超越它的史书，评论《史记》几乎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的价值。作为日本京都学派史学泰斗，“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研究《史记》六十余载，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关于《史记》，他写过相当数量的论文，而且自豪地说，“我不止一两次地发现了以往研究方法所没能读懂的问题。”经过六十年的钻研，宫崎市定从《史记》的成书到结构全面解读这部伟大的名著，著成这部绝佳的《史记》入门经典。

在这本《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中，宫崎市定展现了他独特的《史记》解读法。他对于司马迁在体例上的变通赞赏有加，认为“体例的设立应当是为了记述的便利，如果因为体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缚，无法从心所欲地下笔，那就是世界上最傻的事了”。对于《史记》的叙事手法，作者发现，其中文学价值较高的篇目，都遵循着中国古代诗歌一般“起承转结”的结构，并且推测可能受到了古代戏剧形式“偶语”的影响。此外，本书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对司马迁的简评，虽是只言片语，却生动风趣，尽显智慧。

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马迁的人格与经历、《史记》的结构与风格之后，宫崎市定读出了《史记》中展现的真实的古代中国。他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会。民众的主体，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自由民。他们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门，在自家农田里辛勤劳作，日落时分回到城里休息。在这里，他们不再被一个词语或者几行文字所概括，他们是真正鲜活地存在过的人。

这本《宫崎市定解读〈史记〉》在日本史学界有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日本人读《史记》的第一书。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评价本书说，“也只有宫崎，才能突破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樊笼，得出如此奇妙的观点。也只有宫崎这样的‘自由人\’，才能够理解同是‘自由人\’的司马迁及其笔下的中国上古社会。”司马迁的“自由人”观念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基础是都市国家。宫崎市定认为，如果无视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态，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史。即便上流阶层被封建制束缚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但还有无视这一压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将自由作为信条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中国找不到表示自由的词语。

所以宫崎市定认为，孔子所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通顺。比如《论语》中有：“为仁由己，不由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受他人的影响、引诱、胁迫，完全是自由的人所做的行为，自然就可以称为“仁”。他特别强调，孔子这里不说“为善”，而说“为仁”。再比如商纣王肆意施行暴政，微子因屡屡劝谏未遂而离开朝廷，箕子因劝谏遭到纣王憎恨而沦为奴隶，比干强行劝谏而招来杀身之祸。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他们：“殷有三仁。”这三人都是不畏强权，勇于遵从自己信念的自由人。孔子不说他们是忠臣，却用“仁”来形容他们。

而司马迁以孔子之徒自居。在武帝的强权下，他敢于为搭救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而劝谏武帝，这就是基于自由人意志的行为。如果视作挽救武帝的失败，那是忠的行为；如果视作解决友人的悲惨命运，那是信的行为。宫崎市定认为司马迁并不是这样的心境，与其从武帝、李陵的角度思考司马迁当时的行动，不如更应该赞扬他自身的决断和勇气。究竟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决断呢？宫崎市定判定是司马迁“不为他人动摇的自由人的骄傲”。

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对因为遵从自己内心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十分推崇，认为他们“求仁而得仁”。在言论严格管制的政治体制下，个人想捍卫的“自己的自由”无疑才是真正的自由。专制体制也好，皇帝政治也罢，忍受中国历代的重压、不改变自己主张的不乏其人，司马迁把伯夷和叔齐看作了最初典型的“自由人”。而伯夷和叔齐，也是司马迁自己的理想。

《史记》的列传七十卷，司马迁所描绘的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仍然不丧失作为都市国家传统的自由精神，追求着具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人物形象。宫崎市定的结论是，要说司马迁最尊敬的人物，那就是完全的自由人。不屈服任何权威，不败给任何诱惑，依据自己信念行动的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否对女性怀有憎恶？

谈到《史记》中的女性形象时，宫崎市定发现，司马迁没有一个章节是完全以女性为主角而创作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没有考虑过将女性作为列传的主人公或是将数位女性合写为一部《列女传》。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只是零散地出现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中。

宫崎市定举了郑国女子夏姬为例。《伍子胥列传》中，吴楚战争几乎是依靠伍子胥的举动而决出胜负的，而在同样性质的故事中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述方式，其中登场的就有一位前所未有的豪放女子——夏姬。夏姬生于郑国，行为放荡不羁，两度守寡后公然与当时陈国君主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三人通好。这个看起来淫乱的故事却是儒家经典《左传》中的明文记载。后来，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杀死灵公，孔宁、仪行父两人到楚国求救，楚庄王率兵攻打陈国，杀死夏征舒后立灵公之子陈公即位。

楚庄王和将军子反都迷恋夏姬美色，均被申公巫臣劝谏夏姬是不祥之女。夏姬再度改嫁给襄老后不久襄老阵亡，她回到郑国和申公巫臣在一起了，据说这是申公巫臣的策略。子反闻之，杀死申公巫臣在楚国的全族；申公巫臣则来到北方大国晋国请求保护。他策划吴晋结盟，帮助吴国学习晋国的战术和射御的技能。吴国的战斗力急遽上升，形成了威胁楚国本土的局面。

宫崎市定认为，这一关于吴国兴盛的说明比《伍子胥列传》中一蹴而就的描写更具有说服力。虽然夏姬的传说都是故事性质的，但故事本身非常有趣，如果司马迁有，完全可以写出不亚于《伍子胥列传》的《夏姬列传》，围绕妖艳女性的一生展开一部感情的历史大戏。然而，司马迁并没有那份心。所以，《史记》中几乎没有记载后世《列女传》中出现的节妇故事。《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姐姐烈妇聂荣虽是例外，但很难作为贤妇人。历来作为贤母典范的孟母三迁和断机杼的故事都没有记载。

其实到司马迁时代为止的中国社会中，还没有盛行后世那样用儒家道德束缚女性的教育。因此，行为上自由奔放的女性不在少数，司马迁却极不情愿记载这一状态。比如对行为自由不羁的秦始皇的母亲和汉高祖的皇后吕氏，司马迁似乎有意用充满恶意的笔调去对待她们。宫崎市定认为这样的心理状态有些可疑，可能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后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对女性抱有嫌弃憎恶的感情。不过，他觉得这一点仍待商榷。

新闻推荐

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3月首演

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在中国同样是家喻户晓。这次将由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佳涵，以及瑞士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