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学经历

来源:合肥晚报 2018-02-11 02:29 https://www.yybnet.net/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男，汉族，生于广东潮安，祖籍广东梅县，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他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

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除了家学，少年时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氏，他是我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顾氏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同时要注意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宗颐”名说“选堂”字说

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期望我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因缘巧合，后来在山西华严寺、日本大德寺均有过一主持叫“宗颐”，我想或许他们就是我的前身。至于“选堂”，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还有道教的创世纪遗说“选擢种民留伏羲”里讲到“选民”，也是对我的一个发现作个纪念。

我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有时也用父亲为我起的这个名——宗颐。我的兄弟排宗字辈，我二弟名叫宗械，为什么叫宗械，因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乳名之外，我还有两个大家少知的别号，一个叫伯濂，一个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我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我是长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治学格局应开阔轩昂

我看了王国维(静安)的书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的治学规模与识见中，懂得治学的格局应该是开阔轩昂的。只有这样才使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才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之未逮。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汉学家白春晖的父亲白老教授。在印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他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里面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后来我做学问也这样“溯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我11岁时写了《后封神榜》，很可惜这本书不知散落何处，至今还没办法找到。我七八岁时读《封神榜》，最引我入胜的是一个“神”的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

我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潮州广济桥撰志，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观，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证广济桥史料，成《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所撰《韩山志》，惜稿已轶。

16岁编撰父亲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使其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18岁完成该志的续写，因《潮州艺文志》见重士林，19岁时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时。

我父亲饶宝璇，又名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也是南社4成员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据之学，一生殚精竭虑，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他对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倦倦《潮州艺文志》。父亲为的是表彰先贤，故十分心切。我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卷订讹补遗，终于补订成编。初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叫王韩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我上中学第一年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他家里购有一部小印刷机，他自己的讲道很快就能印出来，这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响很深。

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师王慕韩有一个主张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先应其大，养足其气，然后由韩入古文，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是作文正途。

中山大学给了我许多学问

我的许多学问是中山大学给的。1935年因续编《潮州艺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请我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专任编辑，时年19岁；同年，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23岁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30岁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岁被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这些历程，都从中山大学开始，中山大学是我做学问起步的地方！

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

本书从纳博科夫的家族历史与完美童年写起，到纳博科夫一家踏上美利坚国土前一刻结束，在时间段上与纳氏唯一一部自传回忆录《说吧，记忆》刚好重合。在这部享誉世界的纳博科夫评传中，纳氏虚实相间欲语还休的记忆不曾说出的，博伊德替他说了下去；纳博科夫的读者们不曾读懂的，博伊德替他们读了出来。纳博科夫毕生创作中所有精心埋藏的典雅谜题，向读者发出的狡黠挑战，都被博伊德一一破解——也许，他正是纳博科夫所召唤的那个最优秀的读者。

作为纳博科夫最权威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博伊德以一个学者的深邃，一个理想读者的洞察力，一个讲故事好手的天资，勾勒纳博科夫生平跌宕，专注于刻写其“生命纹理”，更在对其作品的详尽解读与“解密”上做足功夫，是一部纳博科夫爱好者与研究者们无法绕行的“纳氏宝典”。

博伊德重拾纳博科夫抖落的回忆线头，甄别，辨伪，组合，串连，翻转，复原了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的生活场景，并带领读者一路蜿蜒而行，穿梭于其生活与创作之间。博伊德致力于纳博科夫谜一般的个性及其对其创作的影响,揭示出纳博科夫对人类意识的哲学思考，描述其哲学观的发展轨迹，并就这些观念之于其艺术创作的影响加以阐发，辅以大量精致透辟、独具慧眼的文本细读，提炼出纳氏其文其人所独有的诗学特征：独立与花样。他指出，作为一名作家、昆虫学家与博物学家，纳博科夫唤醒了我们对细节、整体与和谐的注意，他提醒我们，只要不以想当然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庸常的生活洪流中潜藏着的艺术品质，从而深入一个更加丰饶的世界；在感受作家无穷的创造力的同时，看到世界那无限的创造的神奇。我们是时间与个体意识的囚徒，然而，在艺术或科学中，在记忆、想象、意志与良知之下，人类心灵可以自由驰骋，穿越自我的禁锢与时间的铁栅。

源于热爱与懂得，博伊德的评传与纳博科夫的行文风格一脉相承，其结构之完美，论述之精妙，解读之细腻，引征之繁复，行文之诗意，蕴涵之丰盈，无处不流溢出大家气魄，至今无出其右者。

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杰出教授，国际知名学者，纳博科夫研究权威，成果荣获多种奖励，并被译成12种文字。他久负盛名的学术成果包括两卷本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关于《微暗的火》、《阿达》的研究著作以及他负责的网站“阿达在线”。

炉火

听着：生活像一个火炉，

有些人围着它坐，享受温暖，渐渐感到疲乏，

渐渐把含糊的话留在唇边睡去。

另一些人在户外，在寒冷中，

他们甚至不用走近炉火，哪怕只远远地

看见火光，已感到一股温暖流遍全身。

光

那是初夏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山，

但光还非常充沛，在辽阔的空中运动着，

我正在去将军澳的途中，小巴飞驰着，

小巴深陷的座位给我一个倾斜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