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举行的内蒙古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自爆家丑”,称“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
地方经济数据造假的原因和动力很难简单归因,但根本上讲,仍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畸形考核机制下的产物。十九大报告已定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未提及未来GDP翻番的目标,也已向淡化GDP总量考核发出了明显信号。
这些都在直接弱化有些地方经济数据方面造假的动力。接下来,建立和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也很重要——如果说,优化官员考核制度、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是从正面减少官员造假现象,那加强经济统计和审计监督,严肃落实相关问责制度,则是必要的反面激励建设。
内蒙古的经济数据造假被正视并公开,就跟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关审计和财经纪律执行力度加大等大背景有关。但有效的经济数据统计监管,不能等造假问题严重后自动暴露。此前辽宁公开的造假时间从2011年持续至2014年,时间跨度不短。这更说明,严肃经济数据审计,健全预防机制,容不得懈怠。
不可松懈的还有追责之弦。2017年初召开的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实行“一票否决制”。期望以后官员因统计造假而被追责不再罕见。
挤干数据水分,铲除过去发展中留下的泡沫,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筑基之举。涉事地方敢直面经济数据不实问题,向造假“亮剑”之时,就已是疗伤之始,而有了这样直面问题和勇于纠错的担当,确保不想、不能、不敢造假的制度设计也势必会更好地落地。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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