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打不赢时间

公元369年，东晋大司马桓温为了让自己在朝廷有更多的话语权，进行第三次北伐，他带领骑兵步兵5万人去讨伐前燕，行军路过金城（今江苏丹阳），看见自己以前在当琅邪内史时所种下的柳树，30年过去了，那柳树已长到十围，就要干枯了——古人植物学知识不好，认为柳树长到十围即枯。

将人比物，时光飞逝让再牛叉的桓大司马也感觉自己打不赢时间，于是手攀枝条，泪水涟涟，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木尚且这样，人如何能经受得起呢？

魏晋人物之所以有“风度”，因为他们都人格饱满，在此前，人们在看人时持极端态度，或者视某人为全坏之人，或者视为全优之人；在此后，道学的压榨让个体显得干枯单薄。唯有魏晋时期人们的人格最为饱满，对这种饱满人格的评价催生了中国美学。桓温并不是一个“好人”，他总想当皇帝，至少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很羡慕以前造反的大将军王敦，有一天抚枕而叹：“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过王敦的坟前，连声叹赞：“可人，可人。 ”桓温数次北伐：第一次胜，树立了威望;第二次惨败;第三次，也就是此文开头提到的那一次，打到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忽然逡巡不前，企图“坐取全胜”。不久军中粮食吃完了，又听说前秦援兵将至，于是烧船弃甲，自陆路撤退，凿井而饮，行军七百余里，更惨的是途中遭前燕骑兵伏击，一共损失3万余人大败而归。从军事上与政治上而言,桓温并不是什么成功的人物,但这样的枭雄自有其可爱的一面，见柳下泪，其人格饱满可见一斑。

后来庾信写名篇《枯树赋》时，化用了桓温的这两句，赋中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也喜欢桓温的这两句，在《咏怀诗》中化用了它，“落叶回到枝头/柳树退回幼苗//河流之南/我曾手植此株//错误已不存在/爱过之人，尚未出现//如此可以避开/时间逝去，而内心难堪”。

其实，都不能避开时间逝去而内心难堪，我不能，庾信不能，连不可一世的桓温大司马也不能，因为，我们都打不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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