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因车祸意外离世,复旦教授钟扬对后来者的影响,仍在日益彰显。“追梦者”,多位师友、学生回忆钟扬时,用了同一个称呼,指其心怀家国,锐意进取,是一个真正有梦想的人。中共上海市委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钟扬是植物学家,16年间在西藏行路50万公里,采集了4000万颗种子,是师者,为西藏高等教育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还是一位科普者,参与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承办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复旦大学提供
他太聪明,身边的人们反而忽视了集这么多头衔于一身是何等不寻常。直至他逝世后梳理其所作所为,身边人才回过神来,感慨“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没想到做了那么多事”,“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怀念时,很多人援引钟扬生前说一句话: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的确如此,世界上有梦想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把种种梦想付诸实践,并追寻到底的人并不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助理赵斌说。
2017 研究生毕业典,藏族学生献哈达。
善梦者
2001年,钟扬最初来到西藏,只是和同事学生一起野外考察,没有人想到,他此后16年的工作重点都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直至9月25日清晨的那场车祸,才戛然而止。
他是为种子而来。青藏高原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有1000多种特有种子植物,但高寒艰险、环境恶劣,甚少植物学家涉足,也从来没人盘点过这个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十年前,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作为植物学家,钟扬深知种子的重要性,于是自己投身于收集种子的漫长路上。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曾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世上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扎西次仁回忆,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钟扬从不抱怨,为装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天天如此。
学生耿宇鹏回忆,一次钟提出去阿里采样,学生们叫苦,那里太高,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也只能采几个样,不比藏东南,物种丰富,条件也更好,钟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
工作日记《藏北的窗》中,钟扬曾有这样一段记录,足见住宿条件之艰辛:“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
困难不仅于此,没有旅店,钟扬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在山窝里,常常披星戴月赶路,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钟扬所乘的车......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昵称——“钟大胆”,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因为他本人的豁达,加之妙语连珠,幽默风趣,他的艰辛很多时候也许并不为旁人认知,但成就是公认的杰出。
钟扬在西藏考察,赴阿里途中。
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另一边,他的努力下,西藏大学成功申请生态学硕士点、博士点,生态学科今年还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
学生回忆,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钟扬高原反应严重时,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成为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消息传来,整个大学都沸腾了。
钟扬在西藏。冯艾 摄
不计功利
钟扬逝世后,曾有学生在网上直言,他“做到这个成绩了,已经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导着手下一批人干活了”。现实中,他却偏偏是“身居高位,依旧愿意去吃最苦的苦”。
曾经的同事、中科大校长包信和评价,钟扬是一个特别纯洁和高尚的人,胸怀坦荡,为了理想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勇往直前。
1997年,34岁的钟扬升任中科院武汉研究所副所长,跻身副局级干部序列,但仅仅三年之后,他就陈家宽教授邀请下,加盟复旦做了名普通教授。
钟扬与学生们。
杨斌回忆,钟扬当初之所以选择复旦,也是因为复旦信任教授,几乎没有急功近利的考核,给予充分自由的发挥空间,“他喜欢着这种充满着人文情怀的文化土壤。”
“他做的很多工作,很难量化。”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看来,无论是去西藏收集种子,还是在上海海边种植红树林,钟扬都是出于理想,而非私心,“不计眼前的功利。”
他回忆,钟扬担任复旦研究生院院长时,从没有为自己的学科,为自己的学院争取过任何特殊资源。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副主任包晓明也回忆,钟扬会认真修改别人的文章,但给他写的报奖材料,却从来没有修改过。一次评选活动,钟扬在初选名单,她在路上撞见钟扬提起,钟扬也是手一挥,笑笑走过去了。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生前留下的话中,散落着许多与国家、人类命运有关的句子。他并不提起个人。
在繁重的科研、管理工作之余,钟扬还始终致力于科普工作。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了17年。
钟扬为小学生科普。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团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项目难度太大婉拒。
负责人鲍其泂找到了钟扬,原本只盼着他能帮忙牵线或引荐,没想到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他如此投入,上海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总互相调侃,有困难就找钟老师。
除了办公益科普讲座,钟扬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曾有人问,“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
钟扬回答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凌晨三点的闹钟
看起来不知疲倦的钟扬,始终在和时间赛跑。
在办公室的日子里,他总是工作到半夜,大门早已用铁链拴上,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常常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在研究生院,索性为他单辟了门禁。
钟扬在可可西里保护区为学生烧饭。
“他对时间的分配真正是做到了见缝插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叶敬仲对钟扬的勤奋也记忆深刻。他回忆,在办公室,钟扬列了小条子,每件事情都记录在案,完成一项拿掉一个,完成一项拿掉一个。
同事回忆,为了节省时间,钟扬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上午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为此多次深夜睡在机场。最多的一年,钟扬坐了超过170次的飞机,有时密集到一周10趟。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生边珍曾跟随钟扬前往墨脱采样。她回忆,当时团队住得简陋,床是木板搭起来的,房间隔音不好,睡时已经凌晨一点半左右,但凌晨四点半时,她就听到了钟扬敲键盘的声音。
“他休息时间非常非常少,他有一句话,说老师有多勤快学生就有多勤,”叶敬仲说,“我相信他一天也就是最多睡个四五个小时,人家休息娱乐的时间他全部用在工作上。”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博士生徐翌钦曾和同学自发前往病房陪护。钟扬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徐翌钦陪在一旁,在凌晨三点听到了手机闹钟响了。第二天他问了才知道,这竟是平日里,钟扬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
钟扬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
“我很累,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过每天睡眠3小时的日子。”钟扬自己后来回忆突发脑溢血那个危急时刻,曾少见的显露出了脆弱的一面。但在住院10多天后,他又重新投入工作,当时他仍“半身不遂”,甚至都打不开午餐盒。
“他真的是在博命、玩命。”钟扬妻子张晓艳说,这些年钟扬身体透支,心率已经低到临界点,自己和家人一直劝他不要那么拼命,“他说这个事情,总要有人做。”
钟扬在病床上。
“我说你能不能筛选一下,他说哪一个不重要。”张晓艳说,大病过后,钟扬变得更有紧迫感,“他老是讲,再给我十年,我们大家都在劝他,应该多休息,但是他觉得,好像更加紧迫。”
先锋者
钟扬最终没有等来又一个十年。2017年9月25日清晨5点多,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他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楚永全回忆,就在24日晚上的12时,钟扬还在和他联系,约定26日给院系党支部上党课,讲如何学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
去世前不久,钟扬还到西藏墨脱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为那里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做科普讲座。讲座后,钟扬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当即想要捐出10万块钱,校长拒绝了,但是邀请钟扬常来,“带来科学的火种”,钟扬当时毫不犹豫答应,如今也无法践诺。
学生缅怀钟扬。
钟扬还曾想给每一个民族都培养博士生,想为上海海边增添一片绵延不断的森林,宏愿亦不能再亲自实现。而和妻子约定15岁以后自己来管儿子,也要永远失约了。就在今年9月9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完15岁生日。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的脑海中就常常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回忆起曾经的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俩人一起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刚开始合作的一个项目关于荷花品种数量,需要大量观察、记录,起初理工科出生的钟扬只做数字分析,是在她的影响下,也开始每天早起去观察荷花的开放。
一步步成长为知名植物学家,钟扬对生命的理解也日益加深。几年前,他写了一篇名为《生命的高度》的小文,从生物中的成功者讲起,末段笔锋一转,谈到对自己的启示。
“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他写道。
钟扬去世后,一些同事上门探望才发现,他家里竟一直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陪他跋山涉水的一条廉价牛仔裤上发现了破洞,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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