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老师范伯群：做一名纯粹的学者

范伯群先生生前照片。  “姑苏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资料图

2017年12月10日早晨，范伯群老师走了，永远走了。就在他临走前一天，我去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看他，见他状态还比较平稳，心中还在为先生祈祷，祈愿他能挺过这一关。没想到，今早祥安师兄来电说，先生走了。顿时觉得生死竟如此穿越、匆促，切换得太快。

师生是一种缘分。在成为范老师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考上研究生，更想不到成为范老师的研究生。我没有上过大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完初中，考上了中专。我当时开心得很，庆幸自己从此跳出农门，吃上国家饭，捧上了铁饭碗。但陶醉了一阵子之后，失落感就袭上了心头。因为中专来得有点突然，它劫持了我的大学梦。真实的中专生活，并非愁云惨淡。没机会上大学，免除了读高中的应试苦役。中专学校没有升大学压力，那里的教育是没有注水的素质教育。学校文理不分科，还有音、体、美以及实习，外加形形色色的课外活动，将三年的中专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紧张活泼，缤纷多彩。

参加工作以后，读书的便利大幅度缩水。我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文化严重缺氧，工作之余，读书成了奢侈的享受。平时找不到书读，我遇到什么就读什么，诸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钱理群、吴福辉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赵园的《论小说十家》、陈平原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黄子平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以及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中国现代文学三人谈》等等，如今回头看看，这些书都可算是当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最前沿的成果。

1992年，连大学都没有完整读过的我，选择了考研。至于能不能考上，我当时一点把握都没有。当年选择考研的人，可能有两类：一类是有专业抱负的人；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纯粹属于人生的“二次革命”，籍考研改变人生命运。我当时选择考研，有撞大运的念想。选择报考苏州大学，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考苏州大学可能要比考北大、复旦容易。不过我选择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则是出于我个人兴趣。

读研之前，苏州大学门都不知道在哪开，甚至连苏州都没有去过。结果，竟然幸运砸在我头上，误打误撞考了专业第一名，而且极幸运撞到了著名的范老师门下。范老师那时候招博士生，硕士生三年才招一回，而且统招名额只有一个，竟被我撞上了。研究生复试时，范老师跟复试小组的专家老师说：这个考生是自学成才的，你们好好考考他，看他究竟怎么样。好在面试并没让范老师失望，成绩第一。

在见范老师之前，我只看到过范老师的论文和著作。上个世纪80、90年代，正是范老师的学术盛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最活跃的中年学者，他与他的大学同学曾华鹏先生经常合作写文章，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双打选手”。考研之前，读过范老师写的研究冰心、王鲁彦、郁达夫、鲁迅以及高晓声、陆文夫等作家的著作，但不知道他是研究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著名学者。第一次见到范老师是在研究生复试的时候，那时候我误以为复试专家中年纪稍长的徐斯年老师就是仰慕已久的范老师。范老师那天稍微晚到的，一进门，气场强大，形象高大，风度翩翩，不怒自威，说话铿锵有力，有大学者的范儿：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范老师！

当年报考研究生，在专业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兴趣看了一些专业方面的书和文章，根本谈不上从正规的专业训练，在专业上几乎是从零起步。范老师以极大的耐心，把我这个“野孩子”带上专业路。我读研期间，范老师是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带的。幸运的是，专业上零起点的我，跟范老师读书，一进门即是高起点。我在专业上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一路接受纯正的专业训练。范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从范老师那里，最大的受益就是学习做纯粹的学者。我当年走上考研之路，功利的成分更多，笃心做学问的动机相对淡薄。跟着范老师读书，渐渐祛除了功利心，尝到了做学问的甜头，摸到了一点门径。范老师就是专业标杆，其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创造最好的读书条件，让我沉浸在纯粹的读书氛围中。我记得，范师母去世后那阵子，范老师精神很不好。那段时间，我陪先生，晚上住在他家里，睡他书房，有机会观览他书房中藏书，特别是那些专业好书，可以近水楼台。有很多书，在图书馆是看不到的，比如，一些海外学者的赠书，诸如夏志清、李欧梵等知名学者的赠书，苏大图书馆里没有，这些书我都是在范老师家里看的。还有一些知名学者赠书，进入图书馆时间较晚，我可以在范老师那里，先睹为快。有时候，晚上看书很晚，早上起不来。范老师有早起习惯，常常把早饭做好，喊我起来吃饭。

研究生毕业时，我曾有过跳出大学“围城”到社会上闯荡一番的冲动。范老师深知，我不是那种擅长在社会上折腾的人，他劝我留校。那时候留校难度很大。苏州大学文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有博士点的专业，只留博士，硕士不留。范老师为我留校的事情，找校长陈情，好不容易才留校。不过，我还是心有不甘，身在大学，心在社会。留校以后，承蒙恩泽，范老师耳提面命，让我这个愚顽的弟子渐渐地悟出：认真地做一个学者才是我的人生正道。

当年留校，我不能留在现当代文学专业，因这个专业有博士点，有博士学位才能留。我只有硕士学位，就留在了刚成立的新闻系。没想到，这一安排，竟然为此后的专业和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撒了种子。新闻与文学，虽是不同专业，二者在知识谱系和专业理路存在不小差异，但彼此的学术逻辑并蒂连理。如今，我在学业上稍有起色，这与范老师的教诲、引导分不开。范老师给了我扎实的学术训练，还有不一样的旨趣、眼光，这让我永远受用的。

范老师是严师，对学生的要求甚高，但他鲜有疾言厉色。作为他的学生，还是有点怵他。这种怵，不是“怕”，而是来自内心的压力：担心自己不努力，表现不够好，达不到范老师的要求，对不住老师，让老师失望。再者，因范老师自己对专业的要求甚高，作为学术的标杆，他真实、具体地立在你的身边，存在“影响的焦虑”。不过，正因有这种压力，向上的动力也就有了。

离开苏大，对范老师的学术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体悟。在苏大工作两年后，范老师推荐我报考陈思和教授的博士。陈思和教授和范先生都是贾植芳先生的弟子，到复旦跟陈思和教授读博，是我的心愿，也是范先生的心愿。1998年，我如愿考上了陈老师的博士。进了复旦，从复旦和师承的角度，对范老师也有更深的理解：范老师身上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是从复旦来的，从贾先生那里接续而来的。我在复旦读书和工作期间，范老师经常来上海，每次来复旦，都要去看贾先生。他与贾先生的深厚感情，纯粹自然，超凡脱俗，春风化雨。这种美好的交谊是贾门的传统。范老师是这么做的，章培恒先生、曾华鹏先生以及陈思和老师、李辉老师等贾先生弟子均是这么做的。身在其中，耳濡目染，玉成了我的精神底色。

范老师做学问，扎实、稳健，不尚虚浮，用材料说话，用理据说活。范老师曾用“科研三部曲”来描述他的学术经历：第一步是“起家”阶段，范先生以研究新文学起家，研究鲁迅、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王鲁彦、蒋光慈等；第二步是“转移”阶段，这个时期他的学术重心转移到通俗文学研究；第三步是“回归”阶段，重新回归到整体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范老师关于打通雅俗，建构整体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在他退休以后完成的。以至于，他退休后的学术研究成了他的第二“学术青春”，书写了一个当代学术传奇。他在退休20余年时间里，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那就是：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叙述框架。他以一己之力，从通俗文学始，至雅俗共生终，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文学史革命。他的文学史革命，没有采取“起义”的方式，对原先的文学史格局实行釜底抽薪的颠覆，而是以温和、渐进、协商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推进他的学术计划。经过20余年的努力，逐步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改造与学术话语的语法革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范伯群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台阶。他所铺就的这个台阶，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正因这个节点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版图为之一新。

范老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都尽可能不留遗憾，不仅坚持大节不亏，对细节也从不马虎，他做学问如此，做人亦日此。始终以满满的状态投入工作。学问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娱乐。除了学术，他不知道什么能给他带来快乐。在很多人眼里，他太累。整天以一种方式在生活，以一种姿势在生活，对身体的确是一种劳役，但范老师乐此不疲。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把学问放下。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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