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小组”冒死收集“九一八”真相 □高 建

瑞士日内瓦图书馆内，存放着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从1919年至1946年的历史档案。鲜为人知的是，卷帙浩繁的档案中，竟有一份由“沈阳九君子”冒死收集的日军“九一八”侵华罪证。这是一份用蓝布包袱皮包裹着的文件夹，蓝布包袱皮上用浅粉色丝线绣着一个大 写 的 英 文 单 词“TRUTH”(真相)。

“九君子”拍案而起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爱国进步人士组成了“爱国小组”，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1932年初，“爱国小组”得知国联调查团即将赴中国东北的消息后，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冒着生命危险从各方面搜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伪满洲国及在我国东北实施暴行的证据，准备递交给国联调查团，使他们能了解日军侵略的真相。

收集材料的过程可谓艰险且冒着生命危险，如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由通过伪省府负责管理卷宗的爱国分子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当夜拍照、次晨携回的办法取得；又如伪奉天市政府给“商会组织人员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函”的原件，是由巩天民冒险夜入商会取出，赶晒成蓝图的。

保存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的证据材料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共75项，中文证据都译有英文。第二部分是说明书，分作三篇，说明各种证据要点。

第一篇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实和证据。第二篇是日本侵犯中国东北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和证据。第三篇是揭露日本当局强行建立伪满洲国的事实和证据。

这部材料汇编的证据清楚地表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复保证和信誓旦旦声言他们没有干涉中国东三省的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全部是谎言，“满洲国”的建立也完全是由日本人策划和操纵的。

国际义士伸出援手

为了能将“真相”安全无误地递交到国联调查团手中，“九君子”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准备。他们责成刘仲明同沈阳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维林(英国人)接洽。

1932年2月中旬，雍院长在一次谈话中告诉刘仲明：“只有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特别证明你们交信人的真实性，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手续。”雍接着说：“在法库基督教教区的一位牧师倪斐德博士，是英国人，他与国联调查团长李顿爵士自幼就很熟悉，又有亲戚关系。他为人仗义，如果能求得他的帮助，他一定会给你们签证，也许会帮助你们送交。我可以给他写信。”

根据刘仲明的回忆：于2月下旬某日，倪博士来沈见雍院长后，即来我家亲取文件。当我交给他这份文件时，倪激动地表示：“把这件大事交托我代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倪博士拿到文件后，因不便随身携带便将文件送到了沈阳英国领事馆保存，自己回了法库的家里。

转交李顿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1月在英国聚齐，2月去美国，3月初在日本，3月底到南京，4月21日才到沈阳。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控下，除了看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什么也接触不到。

国联调查团刚到沈阳，倪博士便给李顿写了一封信。大约在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的第五天上午，倪博士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团长。倪和李见面后，邀请李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路倪的友人、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教授家共进晚餐。李会意，于是应许。

当天晚上，李顿同调查团秘书长赫斯，按约定时间和地点到了谭文纶家。跟随李、赫而来的还有“保护”的几车日本人。由于谭教授家的餐厅不大，日本人不得不退到室外等候。李顿和赫斯落座后，倪博士就把“九君子”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了李顿爵士。

李看完信后表示：“这正是我们所愿意接触的人。”倪博士接着介绍了“九君子”的职业、地位、声誉和品德等。说这些人皆是当地为民众所尊重的人，有卓越的识见、独立的见地。之后，便由倪博士、谭教授和雍院长当面在信上签字证明刘仲明和信上所提到的几个人情况属实。

谈及证据汇编文件时，倪博士说：“由于该文件不便携带，我早已把它存放在沈阳英国领事馆铁柜内。”李说：“那正好便于展看和保密，不必取来。”第二天下午2时调查团全体成员来到沈阳英国领事馆，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审阅证据汇编材料。

第二天，日本人主编的《盛京时报》报道说：“昨日下午，国联调查团去沈阳英国领事馆开会，直到下午六时许。调查团员离开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的样子。”

被捕遭酷刑

国联调查团完成在中国东北的调查，于1932年7月至9月撰写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该报告书中明确指出了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当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准备后迅速实行的侵华事件。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最后总结道：“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布独立，事实俱在。此事经过所采之步骤，日本谓为合于国际联合会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义务，而实则各该约之意义正在防止此种行为。”实际上明确了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彻底揭穿了之前日本的各种谎言。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同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提到曾经在沈阳接触到一些医师、银行家、教育家，这引起了日伪的愤怒和报复。于是，敌人根据他们掌握的国联调查团曾在沈阳接受过宴请这条线索，展开了严密的排查。1933年冬某夜，敌伪出动了大批宪警，“九君子”除张韵泠以外全遭逮捕。

日伪始终在秘密调查“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有关的案子。所有被捕的人，胸前都挂个“反满抗日犯”的布条子。刘仲宜自到宪兵队，便受到了连续的酷刑审讯，如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椒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经过半年时间的审讯，在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人员。出狱后，“九君子”成员大都离开沈阳，设法入关，转到后方参加抗战去了。

“真相”在联合国大厦找到

关于“真相”史料原件的去向，抗战胜利后，顾维钧曾与巩天民谈及材料可能“存于日内瓦联合国大厦的博览室内”。后巩天民将此消息告诉刘仲明，他们也曾想过“通过我驻瑞士国使节，向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负责人请求，把该项材料的说明书打印一份，藉得见原始说明书的全貌”。但限于当时的各种阻力，未能如愿。

20世纪50年代，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的巩天民开始着手整理相关资料。其中，他特别重视“真相”史料的去向。1960年3月，他在沈阳与刘仲明特别谈到此事，刘仲明便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刊载在《文史资料》上。

2008年3月，巩天民的孙子巩洋得到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LON档案历史收藏部注 册 记 录 组 的 邮 件 回 信 ，说 ：“‘TRUTH’存档在我们档案文件(沈阳请命团收集的文件)中。您可以在我们档案阅览室查阅此文集。允许使用数码相机复制。”2008年6月，巩天民的孙女巩捷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对该份史料进行了复制。随后，巩捷托人将光盘带给了国内的家人。

2010年9月17日，巩天民的儿子巩国威代表“九君子”后人，将“真相”史料捐献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展厅中辟出专门的展区对“真相”史料及相关历史进行展出，向国内外公众讲述这段特殊的历史。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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