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女性的鸡尾酒

■徐绮

2009年冬季，我在咖啡馆里读完萧耳的《女艺术家镜像》《小酒馆之歌》和《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它像是一杯复杂的鸡尾酒，占据了我多个下午，慢慢啜饮，醉在其中。

再次读萧耳的书，已相隔八年。

《锦灰堆美人计》是一本中西方文化观察随笔，早在写《女艺术家镜像》系列时，萧耳就显现出从感性入手，却在冷静和理性方面胜出的能力，她嗅觉的灵敏和信息量之大令人佩服，用朋友的话说，萧耳是一个杂食动物，又有很强的反刍能力。

《女艺术家镜像》《小酒馆之歌》和《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是分别从女人、男人和文化符号角度进行的文化观察，《锦灰堆美人计》则是如今的萧耳，以更加成熟冷僻的视角，对古今中外进行糅杂的一次文化观礼。

依然是男男女女那些事儿，开篇即是《金瓶梅》，她说：“先看男女关系，李瓶儿、孟玉楼、潘金莲女子好色，见西门庆而生情思欲。”不过，在萧耳眼里，这些女子不过是带着各色目的攀高枝儿。又说其实攀高枝儿的何止这些女子，随即端出世态：“整部《金瓶梅》，这些你来我往，拜兄弟拜干爹拜干妈的‘热\’，却处处见得世情的‘冷\’”。作者的尖锐便在这攀高枝儿的一出出戏中显露出来。

写《金瓶梅》，又用“小范儿”与《红楼梦》的“大范儿”比较，这角度刁啊，说到头是一种社会学考量，作者用感性的比较，却让我设想了这样一个旧时代的网：倘若社会阶层是一个纵轴，那么财富则代表横轴，个体在这张网中占据的位置，取决定性的，乃是阶层——同样是财富，暴发户到底还是暴发户，可以排场，却难以高贵。所以萧耳说：“《红楼梦》和《金瓶梅》，一个是贵族荣衰记，一个是市民阶层荣衰记，是不同阶层的荣衰记。”而攀高枝，恰是当时的社会生态下的“一架云梯”。

读萧耳的文，会暗暗汗颜——她的涉猎面实在很广：

时间上，从中国古典到民国，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海上花列传》，再到纳兰性德，到徐志摩，到木心；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希腊，到法国英国葡萄牙；从地域上，从上海到海上通商的南部广东，从东方到西方；艺术层面上，戏曲、电影、文学、摇滚。

最让人喜欢的，是这本书的语言，什么内容用什么调调，透过文字，不仅窥见作者才华横溢，似乎还能想象她落笔时的酣畅恣肆之态，而这酣畅这恣肆，没有古典功底也是万万不能的。

她说：“从前的我，听古琴、琵琶与箫声，自闭到读古籍几日不出门，喝茶不喝咖啡，哼京剧听昆曲，穿那种有点民族风格的服装，谈古典爱，像从木心的诗《从前慢》里走出的人。”

于是可以不奇怪读到这样的句子：

“一日雪后，窗外黄叶满地，也读了几首纳兰性德，‘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时不知感叹什么，也写下几句：‘人间万感幽单。三更寒灯午后雨，落红成泥，雪葬秋池，不是离愁。\’算是隔空向纳兰公子喊个话。”

又：“他从铁马金戈的来处，终于还是停留在了温柔的河山里，从此沉溺于婉约柔肠的爱恨情仇。‘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他的吟唱，影响了后世的情人们，相爱的人们，为了这恋爱的唯美，宁愿情深不寿，也要豁出去体验那一往情深深几许的滋味。否则，你便没有真正品尝过爱情这杯酒，你终究还是可怜的浅人。”

可以看出，萧耳对古人的爱是诚恳而热烈的，爱男人，爱女人，也爱男人和女人的情爱。

一直写到最后，云从东方飘到了西方，依然是女人们，萧耳引出政治与性，用《男女关系的尺度》《劳伦斯的女人经》这样的题目，已经很大胆，不过那依然只是作者在借助两性关系，传达她的女性视角。

早在她的《第二性元素》时，我就读出这种女性倾向，几乎每篇都纵贯着男人女人、权力欲望、爱恨情仇，甚至技法侃侃而谈，似乎要从所有的电影中析出女人的本性，而所有相关的人与事，不过是她挖掘女人本质的背景。

那时她对我说，有女友曾笑她低俗，满脑袋就是男男女女那点事儿，而她的确一直关注女性问题，她说也许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多年过去，萧耳依然以女性视角和女性话语在读在写在看在思。但她并未成为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依然会为家庭承担很多，就像她写到的波伏娃，也会为厨房那点事情费尽心机。

毛尖老师在《序》中提到，她最爱萧耳写亚历山大，而我更爱她写希腊，写安哲，读到一种深刻的抒情。从安哲罗普洛斯的首部曲，到结束他七十五岁生命的那条繁忙街道和寒冷的冬日，在对安哲叙事的咏叹中，短短的篇幅溢满悲伤，是浓雾，是荒原，是一条时间锁链上锈死的辉煌，希腊已丢失了精神，众神远去，暗夜里吟诵的那首诗，令人唏嘘，老希腊人是真的跑不动了。

读《锦灰堆美人计》，像是又喝了一杯艳丽、复杂而香醇的鸡尾酒，进行了一次激情又愉悦的体验，从远古帝国走到当下，在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与故事间，再一次以文本的方式与萧耳相遇。突然我想，假如时光倒流，让萧耳回去那个旧时代，这“长发飘飘。长裙飘飘。丝绸语调。红酒眼神。（毛尖语）”又才华横溢的女子，又会是那众多她爱着的女人中的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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