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的记忆与见证

一大会址是怎么找到的

1950年夏末，为纪念建党30周年，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带领着军管会文艺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杨重光具体承担。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但法租界的范围很大，怎么找？寻访小组从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即为今天的黄陂南路，在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两侧约有2000栋房子。经过几天的反复查访，终于打听到，与贝勒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原名是望志路，当时已改为兴业路。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了照片，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得到了毛泽东和董必武的肯定。 用什么掩护会议的召开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进行，一个陌生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说找人，可又慌忙离开了。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他是个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紧撤离，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

果然，就在大家撤离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来了。巡捕质问李汉俊：“刚才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法语流利应对，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不是开会。巡捕们搜查一通，一无所获，只能悻悻而归。侥幸的是，当时一份党纲其实就放在客厅写字台抽屉内，没被发现。

原来，早在筹备会议期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这使李汉俊可以用出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应对巡捕质疑。

纪念馆有哪些珍贵文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藏有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

一份党刊。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刊物，静静地躺在陈列室橱窗里，它看似寻常，却曾如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前进的道路。它就是创立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

当时反动派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共产主义宣传”，刊物主编李达在险恶环境下坚持工作，编辑部的处所、刊物的印刷和发行都极其机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正当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出版时，法国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扰，没收了这期的首篇文章。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期月刊上有一页是空白的，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不过，敌人的破坏并没有使《共产党》这盏指路明灯失去光芒。

一台打字机。打字机小巧别致，略有残破，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内，合起来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打开箱盖则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这台打字机牌子为“CORO-NA”，曾被李大钊使用过。

一个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英文版后，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然而，翻译此书绝非易事，就连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曾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后来，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连载《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找到了当时年仅29岁的陈望道。陈望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自家破陋的柴房中开始了《宣言》的翻译工作。他依据《宣言》日文本与英文本，凭着《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地翻译，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全文译了出来。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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