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种子”及其他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农谚，无疑跟农事有紧密的关联。选种、播种、培植、收获……是顺应时令的一种劳作程序，更是自然天成的生物规律。从播种到收获，自然要历经一个艰辛的劳作过程，亦或叫生长周期。那么，就小说创作而言——甚或具体到一部小说的诞生，其“生长周期”无疑类似于一个瓜或一粒豆的生长周期，其间走过的春夏秋冬和风风雨雨，一如无常的人生。

孕育小说“种子”的土壤

小说绝不是有了“种子”就能任意生长的。换句话说，无论多么优秀的小说“种子”，都得有一块其依附、生长的地方，亦叫土壤。反之，就是水上无根的浮萍。一句话，小说的“种子”应落在它该落的地方，先天的土质、墒情、气候、天象等等，无不决定了小说“种子”的命运——其实一部小说就跟人一样，是有它不可预测的归宿和命运的。不难想象，如果把两位文坛巨匠福克纳和莫言的写作“土壤”互换一下，怕是不会有前者的《喧哗与骚动》和后者的《红高粱》等作品。所以，什么土壤长什么“苗”，福克纳的写作土壤，注定就是他终其一生的“邮票那样大小的地方”；而莫言的写作土壤自然就是生他养他的那片“红高粱地”。

福克纳“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拿下了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出生在美国奥克斯福小镇，并且一生都在写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在他66个生命年轮里，完成了《喧哗与骚动》《熊》《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19部长篇小说、120部短篇小说，开创了“乡土小说”叙述的先河。莫言是以“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无论是其1981年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生死疲劳》，以及今年10月发表的《故乡人事》等一系列新作，莫言都一直在他出生的那片“红高粱地”里深耕细作。

如果把福克纳和莫言的小说喻为一粒“种子”的话，那就注定前者的小说“种子”只能在“邮票那样大小”的土壤里生长，同样地，后者的小说“种子”注定只能在那片“红高粱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什么是小说的“种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粒“种子”的优劣注定了一株“苗”的成长优劣。由此不妨推断，一部小说的优劣与否，完全取决于其“种子”的优劣。那么，小说的“种子”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小说的“种子”是自“土壤”中孕育、派生的，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靠“移栽”或“温室”硬性培植出来的“种子”，即便能生根、发芽、开花，终究也会因“水土不服”，要么“胎死腹中”，要么“昙花一现”。说白了，小说的“种子”有着它与生俱来的生命属性和基因血统。一部优秀小说的横空出世，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作家历经痛苦的反复酝酿、构思、写作、到最终出版（发表），其过程跟一株植物一样，要历经选种、育苗、培植到成熟挂果。

在中国文坛，由一粒“种子”苦修为一棵“大树”的成功范例不乏其人。譬如陈忠实和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可谓典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陈忠实发表了一批如《信任》《康家小院》《初夏》《蓝袍先生》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前身）。可是，那时候的陈忠实，总是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做梦都立志要写一本死后“垫棺做枕”的长篇巨制。也就是说，陈忠实初涉文坛，心头早就埋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自然是在他近50年人生阅历中精心“挑选”、苦心“培育”的，最终，这粒“种子”在他心中渐渐“生根”“发芽”，以至于让他隐退生他养他的故居，倾其半生的生活储备和文学才情，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和梦。陈忠实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和哲学文化思考投注在《白鹿原》中。1996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这样的赞誉陈忠实担得起。

什么“种子”出什么“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喝湘西水长大的沈从文，尽管后来流离异乡，辗转多地以写作谋生，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那方水土，他笔下的人物仍是像湘西水一样清澈水灵的“翠翠”们。沈从文气韵别致的小说，宛若一股清新的涓涓山泉，浸润了中国文坛，自然，首当受惠的是湖南的一批作家。如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叶尉林的《蓝蓝的木兰溪》、谭谈的《山道弯弯》、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何立伟的《白色鸟》等其人其作品，无疑都是由“种子”决定“苖”（作品）的典型代表。

诚然，小说的“种子”固然重要，但由小说的“种子”繁衍出的除了“苗”以外的东西，尤为重要。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陈忠实写小说就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还有的说“写小说就是写人物”“写小说就是在写故事”……在我看来，一味地追求一个“好故事”，故事往往会“伤”了小说的内核；再好的“语言”，只不过是一袭美丽的外衣；再鲜活的“人物”，也得灵魂来支撑。好小说，绝不是流水作业似的完美无缺的“工艺品”，相反地，应该是带有指纹、温度、气味甚或有瑕疵及粗糙质地的东西。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好小说，就跟到地里“拔萝卜”一样，不仅要“拔出萝卜带上泥”，还要一气儿连带出一些草屑、碎砾、蛐蛐、蚯蚓、蚂蚱……以及这些东西发酵、氤氲出来的若有若无的混沌气味。这些旁生出来的东西，全然是意外“偶得”或“闲笔”，甚至是半道上杀出的程咬金，却让小说“节外生枝”地有了令人迷醉的气场、风骨与品相。

由此，我不由联想到另一个关于小说创新的话题。那是五年前的一天，在首届“湖北重大题材长篇小说扶持”会上，武汉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於可训略带调侃的口吻说：名家“瞎折腾”就是“创新”，无名者“创新”就是“瞎折腾”。此话即出引得会场一片哗然。接着，於又指着在场的方方说：像方方这样的名家、大家，怎么“瞎折腾”都是“创新”，为什么？因为她出名了。而无名小卒你再怎么“创新”，都是“瞎折腾”，都是枉费心机。这席话，自然是活跃气氛，却无意道出了当今文坛的世道人心，道出了小说“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的尴尬境地。殊不知，小说创作，不“瞎折腾”或“创新”，怎会有出路？刘震云也说：“要想让你的小说成功，得走两个极端，要么题材极端（别人没有写过的），要么写法极端（别人从没这样写过）”。否则，千千万万的写作者，即便写到死，也不过是看不到第一缕曙光的“跟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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