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武市红高屹

五次重要谈话的主要内容（2）

（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在这个问题上，就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形成尖锐对立的“凡是派”与“实践派”之间并没有根本分歧。但相比之下，邓小平思考的更深入一些。他许多次情绪激动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中国人民确实好，房子少，几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究竟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邓小平是个轻易不在公开场合动感情的

人，这样讲话，想来他必是充满了愧疚与自责。有了这种具体、厚重的感受，邓小平进而把它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产党人使命的理性思考。他说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邓小平思想体系中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被梳理得较清晰的内容，是邓小平理论中成熟较早的部分，也是最贴近人民，最容易为中国百姓所坚持、所掌握的部分。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被概括成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内容。

（四）对旧的体制、机制提出深刻的批评

由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缘故，多年来，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有着很深的了解。但在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邓小平还没有可能对这种弊端进行大胆、直露的批评。1978年以后，由于形势的推动和他在中央的地位日趋重要，以前不能讲的话这次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在东北，他大胆

地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他举例说：大庆要进口一件什么设备，本来经过党委就可以解决，就是转圈子定不下来，拖了一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关于体制改革，他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在东北，邓小平关于要改变体制的想法，大多是针对企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随感而发。现在看，只能说是初步的，基本属于简政放权的范畴。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到了1980年“八一八”讲话才得以充实、成熟和系统化。

（五）关于结束揭批查运动

针对全国性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已经进行了近两年、取得了相当大成就的基本事实，在沈阳部队，邓小平指出：揭批查运动不能总这样搞下去；不能只搞运动，运动主要把班子搞好，作风搞好，如果搞得好，有半年就可以了。他非常实际、非常具体地说：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痛不痒，没有个目的，搞成形式主义；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你可以抓训练，可以学习科学知识嘛。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陈云在同李先念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到：要注意抓生产，经济工

作不能放松。但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最早最明确的还是邓小平。在这次东北谈话后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会九大上致词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表明，邓小平关于适时结束运动的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邓小平在东北的这几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非常广，以上列举的，只是几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谈话还涉及了领导班子调整，转变作风，学习西方，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民主，权力下放，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改进企业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企业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实行新的产业政策，重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等等，涉及了社会生活和生产问题的方方面面，令与闻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74岁老人的广博和健谈。

东北谈话的特点

与以往历次谈话、指示、报告一样，邓小平的东北谈话体现了他鲜明的个人特点。

（一）深刻揭示社会矛盾，敢于大胆触及禁区，言人所不敢言。

到了1978年的9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已经一年有余，他那沧桑而神奇的经历和人生体验，以及多年来在军国大事上的正确主张，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了解、所钦佩，他的威望与日俱增。视察东北时，邓小平的讲话虽然还不能说是一言九鼎，但无疑具有极强的分量和

影响力，这就形成了他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触及别人不敢触及的问题。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之类的话。再如，在谈到大寨经验时说：并不是大寨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正确，有些也过分。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功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体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在谈到促进生产的措施时，邓小平说，要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资本主义靠刺激，工人不刺激调动不起来。他学都懒得学，还提高什么？他在讲话中充满了“敢”字当头的精神。他说，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有些事情，过去不敢搞，现在可以搞，要“敢”字当头，敢于闯；对于落后的东西，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来一个革命，革命要有一批闯将。类似的语言还有多处。

应该说，对建国以来在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错误的、落后的、阻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东西，许多老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有程度不同的感受，但是，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里，只有邓小平才能予以全方位、尖锐、大胆地抨击。他的许多讲话一语惊天，使许多困扰人们已久的疑虑涣然冰释，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所反思的，不仅是“文革”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他不想在旧框框里修修补补，也不想师先辈之成法。他所希望建立的，是比“十七年”更理想、更进步的社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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