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名家探寻历史真相破除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原民国的学术江湖

胡适陈寅恪□本报记者 钱欢青

最近几年，民国热持续“发烧”，民国的学人和学术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很多时候，我们对民国学人、学术的崇拜却是出于一种不实的“想象”。著名学者、近代史名家桑兵先生新近推出的《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在桑兵先生眼中，民国也有派系纷纭、乱象迭出的“学术江湖”，也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对今人而言，要追仿古今中外的圣贤，“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无限向往”与“盲目崇拜”都源于缺乏深入了解

现在人说起民国学术，或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桑兵先生认为，“民国学界的取向与风气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随时流转。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崇拜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和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难以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

正是为了破除人们对民国学术和学人的“不实想象”，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多年来，桑兵先生孜孜矻矻，通过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历史轨迹和学术思想，并力求探知背后的隐情真意。

桑兵首先要“破除”的，是对民国学人和学术的无限拔高。他认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颇有些滑稽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破除”之外，是发掘学术标高。桑兵认为，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

主张自由者得势不饶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弊端

《学术江湖》由十篇长文组成，其中一篇《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以详实的材料，写出了民国时期北大的“学术江湖”。

1930年，北大在经历了1927年以来的连续动荡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次年，着手整顿各学院。他首先废除了北大实行多年的教授保障法，使得教授可以被解聘，社会科学院先行改聘教授，并自行兼任文学院院长；其次则配合由他主导制定的国民政府关于大学组织的新立法规，改评议会为校务会，实行变相的行政主导。1932年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落实国文系改革计划，可是裁并课程之类的措施遭到了多年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等人的抵制，只得暂时搁置。直到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协商后，决心排除阻力，实施改革，并引发国文系教授林损的冲突，马裕藻也被迫去职。

林损辞职引发了学生的挽留，但大势已定，难以挽回。那么林损被北大排挤是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平不够呢？显然不是，因为林损离开北大后，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争相聘请，“私谊之外，总有学问的根基”，著名学者吴宓曾与林损详谈，“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而类似的评语，吴宓只给过陈寅恪。

文章通过细致的梳理，不仅写到了当时北大文学院改革者与守成者的观念冲突，还写到了个人之间的恩怨，“马裕藻与胡适的矛盾由来已久，本来双方都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同道中人，胡适的整理国故、文字改革等等，也得到包括马裕藻在内的章门弟子的支持。双方合作既多，日常交往也不可避免。回国初期号称不应酬的胡适，后来常常是章门弟子名目繁多的饭局宴会的座上客。不过，在学术理念上，马裕藻不像钱玄同那样一味趋新，也不如黄侃那般主要仍旧。久而久之，双方的不和谐就暴露出来。两人还在北大开会时“几致冲突”。虽然此后两人仍然能够共同参与必要的应酬，没有完全翻脸，彼此内心的不以为然却逐渐积成怨愤。

文章因此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新旧观念之争，还涉及相当复杂的背后因由，“主张自由者得势不饶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弊端，尤其是往往是否得理尚在未定之数。文化守成者指新文化派专制，由此可见一斑。”陈寅恪：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因《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畅销书的出现，学者陈寅恪成为最近这些年的民国热门人物，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多为后人所推崇。陈寅恪向来被认为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其西学水准似乎不成问题。另一方面，陈寅恪治学主要在中国文史及东方学领域，不大论及所谓西学，而且极少称引西学，似乎又不在后人眼中的近代输入新知者之列。近年有学人提出陈寅恪的西学未必好，似有故标高之嫌。有鉴于此，《学术江湖》专门收入一篇《陈寅恪的西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文章认为，因为西学的概念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所以学贯中西的说法显然不够严谨，但陈寅恪确实是当时“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当时的时代氛围，人人言必称西学，陈寅恪不与时尚合流，极少谈及西学，“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近代中国以游学时间之长、所到外国学府之多、所学语言门类之广而论，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因而无人能质疑其西学水准，也就不必证明自己的西学水准；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诸如此类的误会，陈寅恪便会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以显示其对于西学的认识远在一般国人甚至专门学人之上。”

仅从语言来说，陈寅恪就让人叹为观止。蓝文征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是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和书本，陈寅恪还通过实地考察留学各国的社会实情，增加切身体会，加深对西方社会的了解。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相识于哈佛，“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即便谈到婚姻之事，陈寅恪也能将贵族王公、中人之家和下等工人的情况分别详述，指出“西洋男女，其婚姻之不能自由，有过于吾国人”。并且进而申论：“盖天下本无‘婚姻自由\’之一物，而吾国竞以此为风气，宜其流弊若此也。即如宪法也，民政也，悉当如是观。捕风捉影，互相欺蒙利用而已。”这样深刻的见解，与五四以来东西文化的笼统简单类比，不啻为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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