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德
近读旅美学者涂子沛《大数据》一书,颇受启发。该书可以称为是一部数据简史,它以解剖美国数据革命的方式,为我们认识数据、运用数据、公开数据、控制数据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参考蓝本。书中关于数据的故事,都有发人深省的理念引领。
当今社会,大数据像一股不经意的潜流,默默流淌在人们觉察或不觉察的任何角落,离老百姓越来越近,应用更是无处不在,可以说,“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正在成为组织的财富和创新的基础,并在催生一个更加智能的社会。数据就是直接的财富,就是核心竞争力———很多行业,都要跨入一个数据兴则企业兴、数据强则企业强的竞争年代。马云在一次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未来所有的制造业都将会成为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终端企业,数据将取代石油,成为未来制造业最大的能源。
任何一种技术的变革,背后都是思维方式、文化理念的变革。也惟有转变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的变革。
如果说收集数据是一种意识,使用数据就是一种文化。数据文化的核心,就是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恰恰是不求精确,倾向于粗略的主观定性、排斥精确的客观定量,从而形成了重形象、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文化习惯。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一文,就反映了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文中写道:“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这位差不多先生,“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礼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我们中国语言表达方式中“重定性、轻定量”的特点非常明显,“大概”“基本上”“若干”等高度模糊的词语在口语中被大量使用。笔者记得小时候村里人常说的一句口头语,就叫做“差一差二不算差”,意思就是有点偏差无所谓,差不多就可以。这都反映了我们不求精确的思维方式。时至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凭经验、拍脑袋决策;一些单位的总结中经常会出现“基本完成”这样的模糊用语。
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要求,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这也是走出凭经验、凭印象的窠臼,实现科学决策的必然选择。因为“用数据说话”,所说的话才更明确、更精确;“凭数据决策”,所作的决策才能更符合实际、更准确;“用数据管理”,所实施的管理才更科学、更可靠;“用数据创新”,所带来的创新才能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如是说。我们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为了更好地赶上时代。而要赶上大数据时代,不仅需要我们重视技术的开发应用,还需要我们实现文化理念的转变,彻底告别“差不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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