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季羡林的师生情缘

陈寅恪季羡林陈寅恪先生故居

在季羡林九十八年的人生中，受到很多老师的教诲，有几位老师属于恩师，陈寅恪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恩师。

1930年，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恰巧在这时，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从1930年到1934年，在大学的四年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是选修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自清先生的陶渊明诗等，还旁听过郑振铎和冰心的课。但文艺心理学和佛经翻译文学对季羡林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佛教史、佛教梵文和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成为季羡林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季羡林自己回忆陈寅恪时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luidum)，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nhu-mids)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

对陈寅恪的学问，季羡林充满了敬佩之情。他不无激情地说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的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的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意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意，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

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季羡林文集》第13卷，第l24页)

后来陈寅恪在抗战时，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垮台，英国人接管了哥廷根。这时季羡林得知陈寅恪先生在英国治眼疾，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季羡林很快得到复信，陈先生说他很快就回国，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激。

1946年秋，季羡林如愿到了北大。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几年后转教授。然而他到校约一周光景即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如同石破天惊，大大出他意料。季羡林在内心里感激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与爱护。

1947年陈寅恪重新任清华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季羡林听到老师的消息，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梁实秋把出西直门城楼直通清华园的路，描述为垂柳轻拂的夕阳古道，两边是纯粹的乡村景象。季羡林知道，这里的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那里，季羡林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陈寅恪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季羡林不知到清华园去过多少次。他知道陈寅恪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便到今天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季羡林和一群陈寅恪的弟子们，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许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他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未想先生怡然应允，弟子们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的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师生们谈笑风生，玩了一天，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这也许是陈寅恪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要用麻袋装。学术界德高望重的泰斗、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季羡林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人开自己的汽车——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季羡林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其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先生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几年内，季羡林同寅恪先生往来颇频繁。季羡林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寅恪先生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威风。季羡林感到受宠若惊。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几十年以后，他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1951年，季羡林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前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到中山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寅恪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国家对陈寅恪尊敬之真诚了。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季羡林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他当时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他确实真切地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他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他还是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季羡林说自己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他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他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多年之后，想到自己没有出卖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陈寅恪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得离开了人世。

将近20年中，季羡林没能再见到他。现在他还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他明确意识到，自己还未能登陈寅恪先生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而自己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寅恪先生的怀念。他们虽非亲属，但季羡林却感到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人之常情。

在季羡林这位学生的眼中，陈寅恪先生最值得尊敬的还是：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陈寅恪先生的家庭，是中国唯一三代人进入《辞海》的学术世家。学问是不必说的了，其家“三世爱国”的历史，这一点，令他这个作为弟子的深感荣幸。季羡林在《陈寅恪一家三代的爱国情》一文中历数他们祖孙三代的爱国事迹。

从学术方面来说，他们师生之间有连续性，尤其是在敦煌学领域。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对敦煌学作出开拓性的贡献，而他的学生季羡林则完善了敦煌学的学科建设，使之成为国内外的显学。季羡林提出，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得到世界学者的认可。季羡林对敦煌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宏观的角度谈论敦煌学及吐鲁番学的意义，得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

季羡林接续了陈寅恪先生的统绪，担任了陈师未曾出任的系主任长达40余年，把东方学正式建设起来。这是季羡林晚年觉得对恩师聊以告慰的，也算是报答了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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