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唁患者的医生没有“越界”

这几天，浙江医生林德树成了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过去5年间，林德树参加了约50位患者的葬礼，同时用日记记录了自己诊治部分患者时的感悟、反思等心路历程。这些举动为他带来赞赏的同时也带来了“越界”的质疑。（7月7日《都市快报》）

林德树在日常诊疗之外，采取了肢体和语言抚慰、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持续联系、参加患者葬礼等多种行动。这些充满了爱、仁慈、信任、怜悯等人文色彩的举动，让林德树收获了“有医德”“有仁心”等赞赏的同时，也被质疑“越界”，理由是这些举动并非医生“分内之事”，做得多了反而不能体现医生的专业精神，因此并不值得大力提倡。

笔者认为，上述质疑需要认真对待。近年来，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及传媒的发达让更多医患冲突暴露在了聚光灯下，与此同时，医疗领域的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医护人员确立了越来越严格的工作规范。的确，信息公开和标准诊疗都体现了医疗领域的进步，但是，公众也越来越意识到这进步的“后遗症”，即医护人员固然不敢再做技术规范之外的“坏事”，但也不敢再做技术规范之外的“好事”——不做“好事”是不算错的，但做了“好事”发生问题就要担责。

由此，对林德树的质疑之声并非荒谬不经。但是，他真的是“多此一举”吗？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讨论“正义”时就曾以医疗举例：只有当一个人以全部智慧正确地救治患者时，他才“是医生”，当他忙着赚钱或忙着升迁时并“不是医生”。这个颇具哲学化的解释意味着，医患关系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医生和患者在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

现代医学医患关系的建构更多依托“技术”，包括诊疗手段的机器化、诊疗过程的标准化等等。这固然是好事，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仅靠“技术”是不够的，如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AbrahamVerghese教授在2011年的一场演讲中即提出，现代医学的诊疗对象正从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检查数据，医患之间直接接触的锐减使得医患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仪式感”缺失，这导致患者的失落和不信任，进而影响医患关系和诊疗效果。

该教授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医患间的直接接触，这与中国传统医学望闻问切“四诊法”异曲同工。今天，直接接触作为提取治疗依据的意义或在减弱（也不一定），但其作为医患关系建构、诊疗过程实现的前提却益发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德树所做的握手、安慰、建立持续联系乃至参加患者葬礼等极具人文色彩的工作，不仅不是“多此一举”，而且正是医疗的分内之事。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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