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疏解“陪读家长”的焦虑？

□袁 浩黎青 作

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两个孩子……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临川一中。因为陪读人数众多，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让孩子在生活上得到更全面的照顾，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一些家长竟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千里迢迢跨地区转学，甚至辞掉工作陪同孩子读书，成为全职的陪读父母，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成就”孩子的未来。“家有读书郎，全家跟着忙”，这样的付出背后，折射出了中国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焦虑心态。

然而，“陪读家长”的出现并非只是家长们心态不好，是现实由不得他们不焦虑。在现行人才选拔制度下，高考仍然是相对公平的流动上升通道。孩子要想得到一个好前程，先要进一个好大学，要进一个好大学，先要有一个好成绩，这成了很多家长们的共识。而一般来说，好成绩离不开优质的教育资源培育，但现实中优质教育资源稀少且分布不均衡。“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营造尽可能高的“人生起点”，很多家长选择各种招数来择校、陪读就不足为奇了。

家长陪读成风，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共问题。若中小学教育均衡化、优质化的问题不解决，陪读现象不会自动“降温”。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指责“陪读家长”，而不着眼于疏解“陪读家长”的焦虑，显然并不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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