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少年心

白先勇的少年心

□刘晗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季节轮换，在喧嚣的生活剧场的切换中，亲友凋零，匆匆离场。一时间，人生的苍凉、死亡的沉重纷纷涌上心头，这正促成了《昔我往矣》的诞生。字里行间，白先勇追忆家族往事和往昔的“克难”岁月，回望初入文坛时的煞费周折，时至今日，那一份青涩与恐慌还历历在目，还有他与昆曲难以割舍的情丝。依稀可见的片段回忆抵抗着烟消云散的苍凉。

一个小说家需要练就多少本事才能使作品经得起考验？除了天赋、技法，还要有与众不同的经历。儿时的白先勇染病遭隔离，是他与小说结缘的开始，家中厨子老央讲故事活灵活现，无意中成了启蒙老师。大学期间白先勇“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水利系成绩名列前茅，却重考大学，转攻文学。1959年，白先勇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这本以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和发表本土新生代作家作品为宗旨的杂志，经历了艰难的“三无”时期，即编辑无薪酬、作者无稿费、无任何资助，多次起死回生。办刊虽然艰辛，但以文会友，成就了一批在文坛上享有一席之地的学者及作家：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等。受夏济安先生点拨，白先勇也凭借小说《金大奶奶》在文坛崭露头角。

1962年，对于白先勇来说是沉重的一年，母亲病逝，离台赴美深造之日又近在眼前，殊不知在机场与父亲的离别竟成诀别。家庭与环境的巨变使白先勇无力面对写作，直到进入爱荷华写作工坊，珀西·卢比克的《小说技巧》给了白先勇很多启发，背井离乡促成反观中国文化的机会，这是一次自我发现与追寻之旅，成就了《纽约客》与《台北人》。

在桂林乡音、上海话、粤语、英文之间切换自如的背后，白先勇和他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着“矜持的温度”，如刘绍铭所说，白先勇小说最大的成就在于“自我”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泾渭分明。白先勇从毛姆和莫泊桑的小说中吸取了冷静分析的风格。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创作出了迄今都被视为其代表作的《玉卿嫂》，这一小说的最初灵感来源于与一个戴白耳环女人的偶遇，他能从那对圆润白亮的耳环中感受佩戴者的气质，从耳闻到的寥寥信息中洞悉她对爱的坚定与偏执。

白先勇在《不信青春唤不回》一文中追忆友人三毛，感叹陈若曦的小说《乔琪》竟一文成谶；在对王祯和小说的反思中推崇他所说的“把正确的字放在正确的地方”，以文笔抵抗病魔，在小说艺术中苦心孤诣的实验精神。斯人已去，就像玉卿嫂最后的决绝，斩断世俗的争执，却难免美人迟暮的苦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游园惊梦》中也是如此，女主人公回首自己的辉煌时代，哀悼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美好的事物终难久留。“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出于对昆曲的热爱，也为了将那份古雅气质传承下去，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融合了诗、乐、舞，集中表现传统美学抒情、写意的美轮美奂，将浮生中的美丽与哀愁刻成标本，一经推出便震惊四座，白先勇的艺术之路，至此也臻于圆满。

（《昔我往矣》，白先勇著，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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