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南海路7号中科院海洋所,笔者有幸与几位老先生接触过,其中印象很深的就有齐钟彦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齐先生当时已经退休多年了,但还在继续他的贝类学工作。有缘与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围绕他的科学人生做过几次长时间的交谈,至今印象难忘:齐先生是沉静的,他说话也是那样沉静,他坐在他那张陈旧的桌子前,身后是一个古朴的卡片柜,一个个小抽屉里收藏着关于海洋中的宝贝的秘密。笔者问齐先生这个柜子是什么时候做的,齐先生抬手搔搔耳边的一缕银丝,笑笑说:“这是从北京搬来青岛时带过来的,有点年数了。 ”
齐先生在回忆往事时呈现出可敬的单纯,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就像他从事贝类学分类研究那样一丝不苟。在20世纪中国海洋生物科学的发展谱系上,齐钟彦属于第二代学人,他是第一代学人张玺先生的接班人和传承人。齐钟彦之所以选择贝类学在最初并非他自己的志愿,用他的话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学的是生物学,再一个和他的家庭有关,他父亲齐雅堂先生和张玺先生在法国留学时是同学,都拿了法国的国家博士学位。一个是植物学家,一个是贝类学家。
齐钟彦,1920年3月12日出生于河北省蠡县大曲堤村。他的曾祖父务农兼做小生意。他的祖父读书考中了举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勤劳起家,培养儿子刻苦读书的家庭。到了他的父亲,家道已破落,成了一个诗书传世长的读书人家了。在齐钟彦4岁时,他的父亲齐雅堂到法国留学攻读植物学。在法国,齐雅堂和张玺结识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齐钟彦7岁时,随性情温和的母亲到了北京寄居于在一家中学里服务的外祖父的家里。
1927年8月齐钟彦入了孔德小学。因为居处迁移,他辗转上过别的两家小学。
1933年夏,齐钟彦小学毕业。接着,他便考入中法大学附属的温泉中学。学校在北京的西郊,学生需要住校,齐钟彦第一次离开了家庭。这年冬天,齐雅堂从法国回到北京,担任中法大学的教授,另外,他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多家大学任过兼任教授。用齐钟彦的话说,在“七七事变”前,他们一家经济完全靠父亲每月的教授薪水,母亲在家中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在齐钟彦的回忆中,父母生活上非常朴实和节俭,对孩子们的管教特别严格。
1945年夏天,齐钟彦从中法大学生物系毕业。他毕业后很快就进了位于昆明西山滇池之畔的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这个动物研究所的所长是张玺先生。张玺先生对待所里的年青人要求很严格,也很爱护。齐钟彦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法文不好,张玺就找来一本法文的小书,每天给他们讲一段,然后让他们翻译出来,这样来提高他们的法文水平。
调查海产动物从此在青岛安家
1947年秋天,在张玺先生的安排下,齐钟彦和马绣同来到了青岛。齐钟彦带着张玺先生写给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生物系童第周教授的信,找到了童先生。张玺先生的信是请童先生给齐钟彦他们提供帮助的。童第周先生很高兴他们的到来,胶州湾的海产动物调查又可以继续了。童先生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并派学生协助他们开展野外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这是齐钟彦第一次在海边采集生物标本。张玺先生认为,动物分类学家必须有采集标本的能力,只有看到实际标本,才能真正地搞研究。齐钟彦是第一次来青岛,他和马绣同都没想到后来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从那时起,齐钟彦和马绣同在贝类学的世界里相伴着走过半个世纪。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张玺先生带领着齐钟彦他们几个人,从北方海域开始,有系统地开展起海洋贝类调查工作。1950年夏天,在童第周、张玺、曾呈奎的领导下组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初秋季节,张玺先生率领原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原班人马来到青岛,其中有齐钟彦、刘瑞玉和马绣同。
1953年,天津塘沽新港的建设者找到他们。原来海港防波堤上生长的一种叫海笋的贝类动物已成灾害,这种小动物能把防波堤的石头凿出很多很深的洞穴,对码头有很大的破坏性。张玺立即带领着齐钟彦等人投入到对这种小动物的研究中,他们从分布于我国的海笋的种类、习性、生活史、繁殖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几年后,终于搞清了全国沿海海笋的种类分布特征和生活习性。他们提出,海笋主要生长在石灰石上,建设码头时不用这种石头,就可避免这种灾害。结论看似简单,可这是好多年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工作才换回来的。
同时,张玺还组织力量研究了另外一种有害的贝类动物——船蛆。船蛆从小便挖凿木材,在木材上凿出很深的洞穴,住在里面。它对码头的木柱、护木、网樯,特别是木船,为害严重。为了查清船蛆的习性,张玺让大家在青岛、海南岛和浙江沿海等不同海域放置木板,用以观察船蛆的生长。几个寒暑过去,他们摸清了我国各个港口的船蛆种类特征,也找到了防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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