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名门望族留学生

民国成立后对民国革命有功的人或后代,给予留学奖励。后来归稽勋局办理,因此这批学生又叫“稽勋学生”。

这稽勋留学的缘起,据说是民国临时政府秘书处的年轻人搞出来的。留日时参加革命的任鸿隽说革命成功后他不想做官,“和几个在秘书处的同事,决定再到国外去继续求学,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因此,我便拟了一个呈文,请求总统予以批准。此次列名的大约不过十数人,后来增加到30余人。如宋子文、曾广智(曾广勷的弟弟)、冯伟(冯自由的弟弟),还有胡汉民的两个妹妹,他们既未在政府任过事,有的还在学堂读书”。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没有废除民国革命者自创的稽勋留学,还当作笼络的手段,给孙中山的子女资助。宋子文曾提及袁世凯“拨了约一万美元给我和两个妹妹,作我们去美国求学的教育公费”。

20世纪20年代,留学已经成为社会热潮,留学生总人数中一直以自费生为多。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和《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后,自费生才日渐减少。

历史洋博士蒋廷黻回国不久,在北京一个晚饭聚会上,第一次见识世家子弟的气派。“早到的人坐下来吃茶、嗑瓜子,谈论各种题材,包括天气、满洲溜冰方法以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据西方观念衡量,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开饭。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抵达不久,开饭了。我因为很饿,尽量吃东西不暇他顾。几道菜过后,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商人正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他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谈话内容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LaScala)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无疑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我问主人他是谁?主人告诉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洋博士蒋廷黻有点不满北京这些贵冑如此收藏其财富和才学,“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筹划建立清华国学院的吴宓,本身不是世家子弟,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却与不少世家子弟交往,既与俞大维、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论交,还跟大家庭出身、娶曾国藩孙女为妻的尹寰枢同住,见识过世家留学生的豪气。

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虽然不富有,也有豪举。他的豪举首先表现于买书,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他研究世界史,买了剑桥所出全套20多册的历史书,又劝吴宓买《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汇编本。吴宓回国后一次也用不上,没地方放,搬运又费钱,于是以贱价出售了。陈寅恪的豪举第二表现于宴会。陈寅恪到波士顿后受到很多友人宴请,于是在波士顿东方楼一次汇总还席,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初次到东方楼,见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都是银器或景德镇上等瓷器,虽然在美国,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馆的规模,鲍参翅肚全备,各地名酒及特产食物如烤鸭、火腿亦有储存。

世家子弟的学识深度也令吴宓敬服,所以后来他才有推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做清华研究院导师之举。另一世家子弟俞大维,到哈佛研究院不到两个月,已尽通当时颇时髦的数理逻辑学；又在哈佛找出中国学生不认识的著名印度哲学和梵文教授,向他问学；还能为吴宓简明扼要地讲欧洲哲学史纲要。这些能耐恐怕不能只归因于聪明过人。

(摘自张倩仪著《大留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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