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选择

杨绛是著名文学家钱钟书之妻,自身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作家。十多年前,笔者在北大上学时,即知有杨绛其人,亦知她出了如《洗澡》、《我们仨》这样的书,翻译过柏拉图的《斐多》。但我从未读过她的文字,哪怕是一小篇文章,迄今亦然。这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是工作缘故,学术专业书的阅读任务繁重,读闲情逸致的书,不免是一种奢侈了。

2016年5月,杨绛先生在105岁高龄时去世,一时也引起媒体的关注。杨绛与钱钟书夫妇是经历过建国后所有政治运动而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安度晚年的那一代人。关于其二人在那些运动中的状况,便会引出一些争议。“文化大革命”期间,钱、杨夫妇二人作为知识分子亦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让人觉得值得同情。钱钟书是文化名人,今人反思那段历史,有时亦会对其消极遁世的态度产生质疑。尽管学者个人有过清静生活的自由,但学者是否亦要虑及苍生,发挥一些力所能及的作用呢?

不久前,在地摊淘书,偶得一本《郑恩波散文选》(蓝天出版社,1993年),才一元钱。若非是一元一本,这样的书我也不会买的。因为作者郑恩波是何许人,我从未听过。非名家的散文集,读来又有何益呢?不过,一元钱有时连一瓶水也买不到,开卷有益,买了闲时翻翻,多少有些价值吧。或许是隔行隔山,抑或时过境迁,这个郑恩波,当年亦有些大的名声。据该书“作者简介”中称,郑恩波,满族,1939年出生于辽南盖州,1958年始发表作品,1964年北大俄语系毕业,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名记者。1988年,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然而,翻了几篇,发现这本散文选可读性甚差,虽自称学孙犁的荷花淀派,但要找出一篇名品佳作,亦是困难。不过,在这本价值寥寥的书中,亦有一篇稍稍可读,题为《人格》,讲的是作者与杨绛交往之事。杨绛原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恩波与她曾有一个时期是同事。据作者称,他与钱、杨二人的交往,在“文革”时期就有了。

作者所叙,不过几个片段:1973年,在北京东单市场附近路遇杨绛,杨绛当时名季康。杨绛不因作者为右派分子而改变态度,仍呼其为同志,并称赞作者曾经善待过他们:1967年春,钱、杨二人成了专政对象,成了“牛鬼蛇神”,靠边站,整天不是扫院子,就是拖擦楼道、楼梯。有一天,郑恩波站在楼梯口,大声对别人喊:大家先别走!楼道还没有干,大泥脚一踩,就前功尽弃了。杨绛以为她的劳动受到尊重,故而自那时即认定郑恩波为好人。多年后,杨绛仍然记得这事,当面向郑恩波表示感谢,故而郑恩波感到“良言一句三冬暖”。

第二个场景,是作者在1977年春盖房子,杨绛听说后,托人送来了200元。这应当是民间习俗,起房造屋亲朋好友要送“人情”,以表示资助,通常“人情”都是要还的。不过,当时2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可见钱、杨二人的慷慨。作者接着写道:“从这时起逢年过节,我总是将当年收获的好大米和自己亲手养的肥母鸡送到杨绛先生家里。我觉得每去她家一次,心灵深处都得到一次净化。可是,连续去过几次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因为每次离开她家时,她都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信封塞进我兜里。不消说,信封里又是钱,又是粮票。末了,她还要和钱钟书先生一起送我下楼,像嘱告亲人似的叮咛我:‘孩子正长身体,该给她们多买些营养品……’”

第三个片段是钱、杨拒绝了作者在社科院任干部时给他们录音、录像的事。他与此二人有多年的友情,然而杨绛却严肃拒绝,说把机会留给其他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并说:“今后凡只图虚名而不务实的事儿,都不要再找我。顾问啦、理事啦,我一律都不当。”也正因此,钱、杨二人当时未留下录像、录音资料。这当然体现了他们的淡泊,却不利于后人研究学习了。

读罢这篇文章,我对钱钟书、杨绛二人后来为何不问世事突然理解了。这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经历灾难后的选择。很可能,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在“文革”结束后还在人间活着就不错了。他们的同行中,多少人在那场浩劫中含冤而死,悲惨至极。杨绛的人格,如郑恩波所言,是高尚的。我们后来的人,未经历过如此狂风恶浪,还是不要轻易谴责他们的选择了。钱、杨夫妇如能积极一点,更多地承担起一些公共责任,固然不错,但他们做出他们的选择,不图虚名,而做点实际的小事,回报社会,亦是颇值尊重的。更何况,他们的记忆深处,必定还有那些痛苦的记忆。

不久,我读到日本学者莫之宜佳的文章《杨绛和西方文化:探险——苦难中的安慰——转化》一文,更加确信之前的判断。依据莫之宜佳的叙述,杨绛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名气比钱钟书要大得多。她写了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和悲剧《风絮》,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大获成功。1949年前夕,她和钱钟书原本可以出国,但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表示“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第一场政治运动中,即“三反”运动中,作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钱、杨二人即受到打击。人民日报社论中批评杨绛在课堂上讲狄更斯《大卫·考伯菲》的颓废爱情,毒害学生。针对杨绛,专门开了批判大会。之后,反右运动时,她的学术论著自然也是批判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后,杨绛看到污蔑钱钟书的大字报,就深夜一人悄悄张贴了一张反驳的小字报。这被看做是“犯罪”行为,杨、钱二人于是被强迫戴着高帽子游街,边走边敲锣,承认自己的罪行。杨绛还被剃了阴阳头(头发剃掉一半,表示是“牛鬼蛇神”)。1969年,他们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2年回京时,原来的房屋被人强占,只能到女儿在北师大的教工宿舍去住。到1975年,夫妇二人才有了北京三里河自己的住处。自政治运动开始后,杨绛即不再写文章,而专事翻译。她译的《堂吉诃德》手稿,“文革”中被没收,她从垃圾堆里将其找回。莫之宜佳说:“在政治运动期间,杨绛和钱钟书靠着他们的机智、勇气和幸运生活着。”

而在改革开放后,杨绛在七十多岁时,开始了创作的新高峰。她发表了以政治运动为题材的《干校六记》、《洗澡》以及多篇关于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散文,在全国引起轰动。这在当时对于人们反思“文革”、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临近生命的垂暮之年,经历了丈夫和女儿的去世,她更是对生死进行了激情而忧伤的思考。

在杨绛的散文《孟婆茶》中,杨绛说,在梦幻世界中一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列车上,“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家的座,标着英、法、德、日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杨绛是教师、作家、翻译家,然而她却说,其实她都不是,没有“她的位子”。她是“谦虚”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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