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老公”不雅?文化“恋尸癖”要不得

□王昱

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最近在南京开了个讲座,在演讲中批评当下国人有些称呼“不讲究”,认为称呼配偶“夫人”、“爱人”都是不对的,“老公”则更是荒唐,“在古代,这是对太监的称呼。”他认为称呼妻子应该叫“内人”、“内子”,丈夫则应该叫“外子”,号召在当代社会复兴这些古称。

以上就是我在新闻中看到的讲座消息,不知道报道在转述时有没有扭曲彭林教授本来的意思。如果彭教授果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观点倒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既视感——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寒夜里,穿着破长衫的孔乙己倚站在酒肆柜台前,以手蘸酒教小酒保“茴”字的四种写法。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喜欢说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而“博大精深”最好的体现,莫过于汉语的多义性,一个词在不同时代往往有不同的意思,这导致汉语在使用中很难有真理存在。就说“老公”这个词吧,一口咬定“这是太监的称呼”就不准确。在我印象中,对“老公”年代最久的使用应该是在《三国志》中,邓艾灭蜀后,钟会嫉妒他功大,就污蔑他要代蜀自立,邓艾叫起撞天冤:“七十老公,反欲何求?”我都七十了,造反图个啥?这里“老公”显然是邓艾自称,而不是在暗示邓将军有啥隐疾。

至于将丈夫称为“老公”,据考证,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客家方言,广东客家学者罗翙云曾考证说:“公”原作“君”,由于“君”音转念如“公”,故民间俗称丈夫为“老公”。而众所周知,客家人其实是最“原版”的汉族遗民,这样说来,将丈夫称作“老公”不仅不荒唐,反而相当“古雅”,跟“内子”、“外子”啥的也差不多。

以上这些扯闲篇,不过是为了证明真要掉起书袋来我也有一战之力。严肃地说,笔者严重不赞成在当代复兴什么“古雅”的称呼,因为这些称谓背后的精神内核跟自由平等的当代思想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儒家的确对称呼要求很严格,这种严格来源于孔夫子“名正言顺”的教导。孔子的理想是复兴西周的等级制,可怎么能说服大家都对那套“按爹分配”的制度不抱有意见呢?老先生开出的药方是先从称呼下手,等级低的人不仅不能住大房子吃大餐,连称呼都要矮一个等级。这种制度设计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也是一种动物,可以像其他动物一样被驯化,被某种称呼叫久了,自然而然就会对号入座,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称呼了。

这就造就了中国古代蔚为大观的称呼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你可以分明看出人和人地位是不平等的,比如:即便都是“自谦”,丈夫提到妻子、父母提到子女时大多秉持怎么糟蹋都不要紧的精神,什么“拙荆”、“贱内”、“犬子”、“息女”。相反,妻子提到丈夫、儿女提到父母时,却要小心得多,“家严”、“家慈”、“外子”啥的就顶天了。这种差别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是暗示妻子、儿女在丈夫、父母面前位于从属的地位,可以随意贬抑,以达到让听话者高兴的目的。

而这种称谓中暗含的思想,的确投影到了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上,记得早前曾看过一本法国人写中国的书,书中说他最不理解中国人的一点,就是很多中国父母喜欢当着客人的面训斥、体罚闯了祸的孩子,并认为这种做法是给了客人面子。而事实上,正如这位法国作者所言,“我在这种肆意践踏孩子尊严的行为中,感受到的只有尴尬”。

我想,如果把中国人“古雅”的那些谦称翻译给这位作者听,他一定更为尴尬。凭什么妻子就得又“贱”又“拙”,还必须“内”着?凭什么儿子就得是狗,而女儿就得只剩一口气?这些称呼的确很“古”,却不见得有多“雅”,甚至有着属于那个已逝时代的特有的俗气。

近代中国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文化传统遭到了割裂。不过,在“距离产生美”的作用下,很多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传统文化的一切都很狂热,而对西方舶来品一味拒斥。比如彭林教授,我记得几年前他就曾反对过母亲节,理由是这个节日是美国传来的,不符合中国孝道。对于持这类观点的老先生们,我很想劝一句:传统文化未必都是好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糟粕很多(前几年很热的《弟子规》就是一例),不必样样都拿来“复兴”一下。若果真都“复兴”了,咱中国近代化这一百年不是白忙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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