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和“吃”沾边别的生意都不好做

【灯下碎语】

我家对面,店铺紧挨店铺,毫无空隙。我家刚搬过去时,对面是一栋栋五六层高的板楼,楼前是一米多高的铁栅栏。那时,路边没有人行道,除了出租车临时停靠,绝无私家车占道久停。当年,小街两旁有许多老树,很清静,买东西却不方便。

大约在我家搬去三四年后——街口一处居民小区开盘了,房价涨到了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小街住户翻了数倍,人口变得相当稠密。街对面板楼有几段铁栅栏也拆了,几户人家将房子租给了外地人开店铺。

仅一年后,所有一层人家的房子都成了店铺。附近三处高楼社区很快就住满了人,车位也不够用了。不论在小区内,还是街上,人们常为车位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2005年前后,这条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小街,成了北京市最“脏乱差”的街道之一。早晚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天气热时,街上时有臭味；下雨天,雨水是黑的,漂着油。

近几年,小街面貌有所改善。一些老旧楼房刷新了,加了保温层。路面也重铺过两次,老树虽然很少了,新树却在一年年地长高。

我估计,整治小街的成本远比当年收费和收税的总和高。这如同某些地方“野蛮发展”后,要用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而且稍一放松,又会迅速变回“脏乱差”状态。实际上,如今小街有半段差不多变回了原样。

这里的房价快涨到6万元一平方米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标价750万元左右。据说很容易卖出,购房者多是外地人。高楼社区居民有三分之二来自外地,三分之一是本地人,包括回迁户。

像北京很多小街一样,这条街两侧从早到晚都停满了车。有时一侧还停了两排车。虽然小街成了单行道,但因为没安监控探头,不守规矩的司机仍会造成拥堵。

2003年时,一处门面房的年租金才1.8万至2万元,租个门面做生意,足以解决全家生计。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盖了房,或在镇里、县里买了房。租金对房东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也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道摆摊的卖菜小贩,居民中的老太太的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一边——她们只图方便和便宜,对“脏乱差”的环境最能包容。

如今,门面房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元。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还是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都随之涨价了。倘若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其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杂货铺。

但饭店没有倒闭的,菜铺也稳稳当当地存在着。凡是和“吃”字沾边的生意,看不出受到多少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次发,女人一年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不同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从20元涨到30元、35元,许多人就宁可用家里的洗衣机了。

故小街上“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吃喝、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的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的消费。

对于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会成为“暴购”团,爱国人士每每大发惊诧议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其实,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费,除了外国商品质量确优,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的心理左右。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不够了。还能靠什么呢?我也想不出来。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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