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
“主沉浮”——命运观
对人生的不懈探索是青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特点。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面对剧烈变迁的中国、面对茫茫莫测的宇宙,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发出了心底深沉而博大的设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有“小我”,更有“大我”。毛泽东深深懂得,人最本质的人性价值就是人的自由和独立性。谁不能主宰自己,谁就永远是奴隶。他认为“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持者惟我(贵我)(《讲堂录》),“天地之间人为贵”(转引自权延赤《掌上千秋》),其深层的哲学思维是反其“唯天为大”“畏天命”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扬人抑天、“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作人与自然的统一的条件。毛泽东很赏识王夫之的观点:人的灵性只有在知天、胜天(即“竭天”)的运动中才能不断有所长进。“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任天而无能为,无以为人!”(《续春秋左氏传博义》)毛泽东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这些思想,改造了这种人定胜天的观念,对人生的意义,对人之于客观世界的主导地位作了科学说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认定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人应当掌握和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生当志存高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正是他那“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雄心壮志的心理前提,也正是这种凌云之志、浩然之气促使他“驱虎豹”(《七律·冬云》)、“缚苍龙”(《清平乐·六盘山》)、“指点江山”(《沁园春·长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导致他一生无所畏惧,积极奋进。
在抽象思维层次上,毛泽东直观自我英雄意识,上升到对自我价值理性思考,在早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认识到:“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而社会之我,则是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1031页)。“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人民,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核心。他不仅明确肯定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非常注重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并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正是期望通过人民的力量来创造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送瘟神》)、“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的境界。
毛泽东集东西方哲学之灵气,铸成博大的自我。而骨子里的自主、自立、自强精神,又演化、凝聚成我国当代民族独立自主之魂。
“主沉浮”,同时使毛泽东产生“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的欲望和动机,这也是导致他后来超越和违背客观规律的心理因素。“大跃进”“浮夸风”正是这种“超越”的失误。
“人生易老”“只争朝夕”——时空观
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慨叹“人生易老,天难老”,深刻地揭示了宇宙和人生的哲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而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
天人之间,万变中的不变,短暂中的永恒给毛泽东以生命的思考。面对“易老”的人生,毛泽东并没有发出“人生如梦”的哀吟,而是用唯物辩证观点来看待人生和宇宙:“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的思维取向永远是着眼于未来,又立足于现在。他十分珍视短暂的人生,更有一种历史使命的紧迫感,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为了中国社会的更新,他一生都怀着一颗奋进、年青的心。
要创造历史,最好的办法就是写历史。
没有行动,思想永远不能成熟而化为真理;行动,才能实践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而时间,给幻想者留下的只是惆怅,给创造者带来的却是财富。毛泽东正是人生价值和理想的积极实践者、创造者,在他有限的人生中,他不仅为自己的生命谱写了辉煌的乐章,更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抒写了伟大而崭新的一页。毛泽东一生充满诗情,有人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古往今来,多少诗人豪情满怀,壮志宏图,然而世事沧桑,壮士心悲,而毛泽东遥想的是“往事越千年”(《浪淘沙·北戴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
人生的幸福,在于不息的追求之中。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把握了今天,也就掌握了未来。毛泽东正是用“易老”和“难老”的自然法则来激励自己、也激励一切革命者,以“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精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斗争中去,创造一个积极有为的人生。
“乱云飞渡仍从容”——处世观
毛泽东借暮色观松,从“尚变”中感悟出应变、驭变的“动”“静”哲理:动生万物,并使之生生不息;静,使物得以存在、得以表现。动是万物之本性,而没有静也就无所谓动,静其实质是动的特殊表现形态。要以短暂的生命,求生于永恒万变中的世界,就只能随动而动,并以静驭动。
乱云中的劲松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做人同样是这样。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是这一哲理形象体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水调歌头·游泳》),面对当年帝修反的叫嚣围攻,毛泽东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冷眼向洋看世界”(《七律·登庐山》),雄视天下,正是这一理念的深化。
困境是契机,挫折是动力。在人生中、在事业上“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要有点精神,要像劲松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正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七律·庐山仙人洞》)。
同样地,在庐山游仙人洞时,所题地“乱云飞渡仍从容”(《七律·庐山仙人洞》)。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作为国家的领袖,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是他临危不惧、处乱不惊、泰然自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价值观
梅花在寒冬能傲然开放、挺立,具有高洁的品质。毛泽东借咏梅花抒情,梅花报春而不争春,正是毛泽东本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品格的形象写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人生价值观的核心。“人民”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崇高的范畴,作为领袖,他提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作为个人,他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毕生行动和奋斗的目标。毛泽东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毛泽东在一次和他的秘书谈话时,当时毛岸英不在了,他提到他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后代能有幸福的生活。他的警卫员——张思德同志在山西烧炭时因炭窑倒塌而牺牲,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他就说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去死,比鸿毛还轻。这篇讲话最终收录在《为人民服务》当中,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最崇高的理想,他渴望“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而他自己仅仅希望如蚕、如烛、如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
“梅花欢喜漫天雪”——斗争观
“文化大革命”中,他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追求的是轰轰烈烈的人生,毛泽东对梅花情有独钟,他在《七律·冬云》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梅花傲雪斗霜的独特的个性。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卜算子·咏梅》),她是万花丛中的佼佼者、报春者、奉献者。当“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时,她是雪中斗士、英雄、豪杰——“高天滚滚寒流急”“梅花欢喜漫天雪”,毛泽东以梅花喻其斗志,喻其生生不息的挑战性。
“重比翼,和云翥”——爱情观
毛泽东在爱情上,渴望得到人生旅途中的知音,即两心相知、两心相印、志同道合、患难与共。“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贺新郎》),从心灵深处表现出一种对真、美、善的追求,对茫茫人世的彻悟。
毛泽东与杨开慧,不仅是生活中的夫妻,而且是革命中的伴侣。共同的革命理想是他俩忠贞爱情的深厚基础。杨开慧烈士牺牲后,一种丧失知音的怅然、失落,深深地锁住毛泽东。他借《蝶恋花·答李淑一》吐露真情:“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对亡灵的挚爱和悼念,对知己的顾盼和眷恋油然字里行间。毛泽东没有在眷恋、失落中消沉,而是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现实世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毛泽东的诗词中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催人奋进、向上,发人深思、遐想。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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