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章救妻”谢幕,追问不能止步

廖丹已被判刑,可最需要接受“审判”的,是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人们不由追问,大病救助何时能覆盖最广泛的草根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犯罪的现象何时才能终结?皆大欢喜只是某些个案的结尾,更多的个案都在以悲伤落幕,这显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

12月7日,轰动全国的“刻章救妻”案宣判,被告人廖丹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获判缓刑的廖丹得以在家照顾病妻。41岁的北京人廖丹因家境困难,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伪造医院收费单据,骗取北京医院医疗费17.2万余元。(本报今日A15版)

随着“判三缓四”的宣判结果公布,廖丹如释重负,公众也长舒了一口气,再加上之前50多万元的各界捐款,“刻章救妻”以喜剧结尾完美谢幕。我们由衷地为廖丹感到高兴,同时又为更多有着廖丹一般的遭遇,却未能得到喜剧结尾的人感到忧伤,毕竟谁都承认,廖丹只是个幸运儿,而且这样的幸运并不容易复制。故而,个案虽已尘埃落定,但反思与追问却仍需继续。

总有一些“恶”让人恨不起来,廖丹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无法否认,私刻公章伪造医院收费单据是一种恶,就事论事,该惩戒还得惩戒,说破天去都难改其定性,无论如何也不值得推崇与效仿。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止一面,应当看到,廖丹的“恶”建立在行善的基础之上,妻子身患重病,他不抛弃不放弃,没有“大难当头各自飞”,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妻子治病,搭上自己的后半生都在所不惜,的确是好男人,够爷们。其行为,既流露出感人肺腑的爱情,又彰显出婚姻中的道义和责任,传导了正能量,弘扬了真善美。

跳出个人行为,从更宏观的视野可以发现,廖丹的“恶”是由更大的“恶”催生的,这种更大的“恶”就是制度之“恶”。并非是为廖丹开脱罪责,毕竟什么理由都不是个人犯罪的借口,但不容忽视的是,医疗救助制度的短板已经在实质上催生了许多犯罪行为,酿成了许多人间悲剧。须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生命遭受威胁之时,人首先想到的不会是遵纪守法,而是穷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作为医疗救助制度,需要做的是竭尽全力保障公民病有所医,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原本纯良的公民踏上犯罪的歧途,甚至走上绝路。

廖丹曾经在庭审中说:“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这样的话充满无奈,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乏因无钱治病而把亲人“掐死”“毒死”“勒死”的案例。去年有媒体报道,湖北一名“90后”妈妈因无钱医治患有梅毒的幼儿,希望儿子早死早解脱,亲手给他喂食沾有老鼠药的饼干,结束了孩子仅仅1年4个月的生命。虎毒不食子,母子心连心,年轻的妈妈亲手毒死自己的儿子,是何等的悲哀,是何等的惨剧,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没有廖丹的幸运,没有媒体的关注,没有制度的救助,让儿子在受到更大的痛苦之前死去,可能是她唯一能够为儿子做的事情。此外,因无力医治,孝子买农药帮助病重母亲安乐死,丈夫买安眠药帮助病重妻子安乐死等报道,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

廖丹已被判刑,可最需要接受“审判”的,是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人们不由追问,大病救助何时能覆盖最广泛的草根群体,何时能够填堵漏洞补齐短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犯罪的现象何时才能终结?皆大欢喜只是某些个案的结尾,更多的个案都在以悲伤落幕,这显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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