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作为敬且爱她的读者之一,近些年我有机会十余次拜访杨绛先生,收获的是灵性与精神上的奢侈。而杨绛先生不曾拒我,一边印证了我持续的不懂事,一边体现着先生对晚辈后生的无私体恤。后读杨绛先生在其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写下“初识铁凝,颇相投”,略安。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欢悦已在心中,我和杨绛先生一同笑起来,“笑得很乐”——这是杨绛先生在散文里喜欢用的一个句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至今我连陪嫁都没有呢。”杨绛先生笑谈。后来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过那几枚黑手印,杨绛先生读了那篇文章说:“铁凝,你只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对,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赶紧仰头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岁月已为天花板蒙上一层薄灰,手印嵌上去便成白的了。而我却想当然地认定人在劳动时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尽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过客厅的天花板。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来自乡村的这位健康、勤勉的中年女性,家里有人在小企业就职,有人在南方打工,亦有人在大学读书,常有各种社会情状自然而然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

我想起杨绛告诉我钱先生教她八段锦时的语气,极轻柔,好像钱先生就站在身后,督促她每日清晨的健身。那更是一种从未间断的想念,是爱的宗教。杨绛晚年的不幸际遇,丧女之痛和丧夫之痛,在《我们仨》里,有隐忍而克制的叙述,偶尔一个情感浓烈的句子跳出,无不令人深感钝痛。她写看到爱女将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送别阿圆时,“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摧垮杨绛,她还要“打扫现场”,从“我们仨”的失散到最后相聚,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又明澄勇敢、神清气定地走过近二十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也是一个爱的奇迹。

我还好奇过杨绛先生为什么总戴着一块圆形大表盘的手表,显然这不是装饰。我猜测,那是她多年的习惯吧,让时间离自己近一些,或说把时间带在身边,随时提醒自己一天里要做的事。在《我们仨》中杨绛写下这样的话:“在旧社会我们是卖掉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如今在家中戴着手表的百岁杨绛,让我看到了虽从容却严谨的学者风范。而小吴告诉我的,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我还想到作为文学大家、翻译大家的杨绛先生,当怎样地珍惜生命时光,靠了怎样超乎常人的毅力,才有了如此丰厚的著述。为翻译《堂吉诃德》,她四十七岁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伴随着各种运动,七十二万字,用去整整二十年。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有时我会忆起一九七八年的国宴上西班牙女宾的这句话:“她穿得像个女工。”初来封闭已久、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西班牙人对中国著名学者的朴素穿着感到惊讶并不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单从穿着看去,大约都像女工或男工。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摘自《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铁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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