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沈弘——从中西方差异化的视角中客观认识自身问题

齐鲁晚报:您现在浙江大学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这套《〈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应该属于史学的范畴。您做这项工作是由于什么样的契机?

沈弘:这方面的研究要追溯到2000年左右。我原来是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教英国文学、英国诗歌,北京大学图书馆里面有一批外国人写中国的比较老的书,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我帮忙整理。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书里有大量外国人拍摄中国的老照片、绘制的中国插图以及关于中国的描写,很多是我们之前不了解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这些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整理这类老照片、翻译外国人写中国的书,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关于这套书的资料,是2003年去英国访学的时候,在图书馆发现了几百卷《伦敦新闻画报》,觉得特别有价值,就开始整理翻译。以后还会有这一系列的书陆续出版。

齐鲁晚报:图片多,内容零碎,收集整理编辑用了多久?

沈弘:前前后后大概用了十多年时间。发现这些资料的时候很兴奋,拍了大量的照片,开始翻译。翻译过程也遇到一些困难,有些内容不知道该怎么翻,就暂时搁置一边。后来发现有出版社出了一本类似题材的书,主要是19世纪中国的图片,没有文字报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代华文书局的编辑约稿,主动提出帮我出书,我又重新拾起来,重新整理翻译出版。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2014年出了前三卷,今年出了第四卷。

齐鲁晚报:您的这套书中是否包含了《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中国这一阶段的全部报道?有没有进行取舍?

沈弘:我把这套书看作历史史料,史料有它自己的标准,就是说史料不能只选其中的一部分,而忽视其他部分。我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我都翻译整理出来了,但是现在出版的并不是我所收集或者翻译的所有内容,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内容被删掉了。我个人的观点是应该让大家看到,看了之后大家有自己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判。

齐鲁晚报:书中呈现的是西方人如何看我们曾经的政治、文化、生活、民俗,视角和我们肯定有差异,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沈弘:西方记者有很强的职业素养,他们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报道。比如有一辑中,随军记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的暴行也是有谴责的。另外,当时英国的读者对中国了解比较少,在报道战争的同时,也报道中国的社会风土人情。照片能够表现细节,而有些细节是很难用文字描述的,看照片就很直观清楚了。他者的视角对于研究某一事件的客观性是很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受到自身条件的约束,不能够很客观地认识自身的问题。比如1929年拍摄的一组中国老人肖像照片,几乎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幽默和满足的表情,表明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村,除了政治混乱和不断的内战所带来的苦难之外,生活依然照旧。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方人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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