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谈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写大书面对学者,写小书献给社会

陈平原“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一直关注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的著名学者陈平原近日发出重视文学教育的呼吁。

■此后我们的文学,所有修过文学专业的人,不等于文学修养很高,不等于能够写很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知识比较丰富,那是文学教育的成果。

■为什么关注教育?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为什么把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对象?在我看来所有的思想变革、文学革命、制度创新,最终都必须通过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落实。

修过文学专业,不等于文学修养很高

作为文学教授,每天必须面对文学教育。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我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其实关注的就是1903年大学堂章程设定的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这是这一百多年来知识生产的特点。传统中国文学教育基本上是以读本为中心展开的,比如说《文选》《古文辞类纂》,那是读本,以读本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它的功能主要是养成一种趣味和写作能力。而晚清以后,具体说来是1903年以后,中国大学教育里的文学专业,主要是获得知识,关于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知识,各种文体、各个朝代、各个作家的基本知识。所以,请记得1903年。此后我们的文学,所有修过文学专业的人,不等于文学修养很高,不等于能够写很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知识比较丰富,那是文学教育的成果。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本书希望从学科入手,以学者的情怀和学科领域的推进,共同构建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教育,这本书是五六百页的大书,所以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给大家来做推荐,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这四位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进入北大之后,这四位教授依然健在,而且是从事文学教育的著名教授。今天四个人都去世了,我在校园里受他们影响很大,这四个人恰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1952年从各个地方逐渐聚集到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四个人的政治立场有一些差异,但他们兼济了古代和现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些领域。

这四个人都是朱自清的学生,两个是研究生,两个是博士生。因此,他们晚年对清华校园的怀念是值得注意的。我的老师王瑶先生1952年到北大,直到去世的1989年。大家都知道他是北大的著名教授,但是他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清华恢复中文系,是王先生帮他们设计的,不说清华建立中文系,而说清华恢复中文系,引用的是周作人那句话:有一条河流从上往下,中间进入沙漠地带,不见了,从下游又重新出来,这条河流既是新的,也是旧的。王先生说了一句话,他所理解的清华,不仅是一个系,而且是一个学派,所以清华学派那句话也是王先生说的。

王先生所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青春时期的回忆。注意,王先生早年进入清华,念完本科,最后一年碰上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以后,断了几年,然后回到西南联大读本科、研究生,这十几年是他最值得回忆的十几年,1952年离开清华到北大,离开清华前几个月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那本书的下册完成于调到北大前一个月,虽然出版是半年以后。换句话说,他两本著名的书《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都是在清华写的。然后到北大以后,一开始很风光,但是很快因为政治运动起来以后,就让他写检讨,不断被批判,到了“文革”有一大堆检讨书。

其实,王先生追忆的不是清华,而是老清华,追忆的是曾经有过的另外一个大学的形式。其实不是大学和大学的差异,而是时代的差异,他三十年代上大学,四十年代成为清华教师,这个过程和他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不愉快,两者对照起来,他自然怀念曾经有过的老大学。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老大学对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教育的感召力。王先生晚年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带着我们做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他说过一句话要我们解答。他说为什么王国维、梁启超之后,眼看着中国学者的学问,一代不如一代。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追溯到一个问题:大学制度、意识形态和学者个人之间紧密的联系。

如何跨越中学和大学之间的鸿沟

为什么关注教育?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为什么把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对象?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在我看来所有的思想变革、文学革命、制度创新,最终都必须通过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落实。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变革,但是,教育让我们成熟。

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来最直接的成果是白话文。今天你也可以写一篇文言文,但是我们整个思考、表达、教学等等都已经从文言文的体系中转过来了,转过来不仅是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功劳,也包括当初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教育部所达成的功劳。1920年,当大家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由教育部下一个指令,从今年开始,一二年级小学课本改为白话文。接下来是师范必须改,师范改了,大学也要改,这是制度性的变革。假定这个工作得到落实了,白话文就没有什么可再争的了。某种意义上教育就是这样,观念、知识、体系一旦进入教育,它才有可能一代代传下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必须理解教育,必须理解整个教育制度,必须理解教育里面各种各样的分支,以及它们所传递的各种知识。

所以我谈文学史的意思是,请你注意中国人今天的文学修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接受文学教育,他们用什么办法让一代代孩子学习文学,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今天的文学出了什么问题,回到这一点才能知道文学教育对当代文学的意义。我的另一本新书《六说文学教育》里的后两篇是谈中小学的,我已经说了大学的文学和中小学有一些关系,但不一一对应,中小学语文作为课程本身,它也不是中文系里面的文学课,它包含的面很广。我想说的是跨越中学和大学之间的鸿沟,对以前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自然的,比如朱自清、叶圣陶他们同时在大学和中学发言。我承认中学语文教育以及高考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是关键性的,所以我们有能力的话,应该介入到这方面的讨论里面来,这是我想做的工作。

学者进入大众传媒,应“时髦不能动”

我喜欢一句话,那是胡适他们办《独立评论》时的说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后加了一句,时髦不能动。不被时髦所动摇,不想靠极端来取胜,而强调立场的一以贯之,以及论述时的分寸感,这是一个学者进入大众传媒所必须保有的姿态,如果学者进入大众传媒,说一些特别极端的话,就失去了学者进入大众传媒的价值。我们跟一般的媒体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甚至有自己的表达风格,你可以不听,你可以不传,但是你必须知道社会上有这种声音的存在,这种中道的声音,这种时髦不能动的论述,是我们必须要保持的。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在飞机上读书,因为飞机上不能接手机,周围人一般不说话,所以是我读书最专心致志的时候。而飞机上、高铁上的阅读,需要一种特殊的读本,所以我每次出门之前都会挑书,我开玩笑说三个小时的航程,读一本书绰绰有余,我都是这么读的,哪本书我会记下在哪个航班读下来的,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状态。但是我听说,今年起航班要开放wifi了,我很担心,我说开wifi会不会打手机,他们说不会,我说这样还好,这样在飞机上还可以进行阅读。一般在飞机、高铁上可以读自己专业的书,也可以读读别的专业的,用这样的方式享受、完成自己的旅程。所以我努力让自己的写作保持一个状态,既有写给同行的大书,同时也有写给公众的小书。

其实以前有这个传统,大专家给公众写他们能够读得懂的小书。在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怀念小书》,日本有一个传统,学者们写完大书以后,出版社一看这个书好,他会建议,你能不能给我改写成一本小书。比如假定是50万字,希望你给我改写成一般读者也能读的10万字的小书。为什么中国做不到?其实中国这方面的读者需求很强烈,三联书店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做过,可是你们发现没有,写这些小书的都是一些年龄很大的作者,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书在当今不算学术成果,学者只能在到了一定程度,没有学术评价考虑时写小书才比较好。

我也在反省一个问题,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准的提升,大家各个专业的都有,他们工作以后也要读一些不是自己专业的图书,所以希望有人写一些外行也能读的小书。

一个学者如何影响一个社会,一个专家如何和公众对话,一本大书如何让普通读者也会感兴趣,也会读得下去。解决好这些问题,知识的传播、创新才会有价值,希望以后有这样的风气。写完一本大书,假定市场需要再配套出一本小书,小书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出,他们说愿意,为什么?他们说大书是没版税的,小书有版税。大书已经印不起了,像有些哈佛的学者,一本书就只印三五百册。所以或许有一天,我能养成这个习惯,写大书面对学者,写小书献给社会,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本文据北大博雅论坛第70期陈平原现场演讲整理)

新闻推荐

“浙岱渔05189”一船员海上发病获救

本报威海9月26日讯(记者孙丽娟通讯员麻海洋郝秀红)25日,“浙岱渔05189”一船员在渔船上突发疾病昏迷,威海市海上搜救紧急调度救援,患病渔民被救上岸抢救,脱离危险。9月25日12时55分,威海市海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