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虽然按惯例,两江总督拥有巨额收入,然而曾国藩却过得像穷人一样。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戈登的随员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经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
这并非仅因战时物质条件艰苦,战争结束重现升平后,赵烈文日记中曾国藩每日的饮食也仍然十分简单。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正好曾国藩的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
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很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寒俭的。
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说,总督时期的曾国藩请客和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对用菜标准有严格要求:所至禁用燕菜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平日宴客常用之品,惟红烧鱼翅鱿鱼片及豆腐汤等。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如前所述,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变得贫窘了。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
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曾国藩给夫人的零用钱很少。方宗诚记载说,欧阳夫人月费仅四千铜钱,折银二两,儿媳则减半。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曾国藩不许孩子们穿华丽衣服,有一次见曾纪芬穿了一条彩色绸裤,就立命她换掉。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在安庆花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
既少月费,又无仆人,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只有自力更生:“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同治七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渍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很痛苦。身为总督眷属,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的妻子儿女们对他一定腹诽不止。然而,除了偷偷抱怨,拿这位天下最刚强又最顽固的老人,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早在做京官时期,曾国藩就“议定”每个女儿的嫁妆是二百两白银。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潢说,大女儿婚事在即,虽然当了总督,但他还要坚持在北京讲好的嫁妆数目:嫁女之资,每一分奁贰百两,余多年前在京议定,今不能增也。
咸同时期,物价上涨很快,社会风气变化迅速,二百两银子在咸丰十一年其实已经不够用。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曾纪纯出嫁时,这个数目更是脱离实际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办婚事时曾国荃正好赋闲待在荷叶老家。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大哥只给二百两陪嫁银,“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打开箱奁亲自验看后才相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送了四百两银子给嫂子欧阳夫人,打发了第四女的婚事。
由于过于脱离现实,曾国藩刚刚去世,他的这套苦行僧式的家规就被儿子曾纪泽打破了。每个人月费增长六倍左右,曾家才达到普通官员的生活水平。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时,曾家人的生活是如何“落伍”。
(摘自《给曾国藩算算账》,张宏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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