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进城”折射民生焦虑

■袁浩

记者近日走访了山东、安徽、吉林、湖北、陕西、山西等10余省份上百名农民发现，农民进城态度大体可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拥护，三分之一中立，三分之一反对（其中部分农民尚能转化为拥护或中立）。在这背后，由于就业不稳定、担心失去多项财产权益、子女入学难一系列现实问题，一些农民在进城、“上楼”时顾虑重重，表面上看似不愿，实则是“不敢”。 （《经济参考报》）

鼓励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大势所趋。正因如此，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此外，“十三五”规划也提出，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这样的目标与意见，是对发展趋势的科学规划与准确把握。

然而，一些农民“不敢进城”的调查结果表明，让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路”，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

农民“不敢进城”的理由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进城农民缺乏足够的权益保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成，为了城镇化率的虚名与政绩，只求土地、户口城镇化，盲目圈地盖房，忽视了人的城镇化，导致进城农民进得来，生活不下去，没有了尊严与幸福，甚至沦为城里的“夹生层”、新贫困市民。为此，读懂并纾解农民“不敢进城”背后的民生焦虑，显得尤为重要。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鼓励农民进城，权益保障要跟上，保障进城农民能幸福生活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城镇化既要敞开大门，降低门槛，让农民朋友“进得来”，又要发展产业，让农民朋友“留得下”，更要完善保障，让农民朋友“过得好”，提升进城农民的幸福指数。

要做到这一点，今后我们所需要做的不仅要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更要进一步落实各种优惠政策，不另眼相看，同时在社保、教育、医疗、就业及其他福利上，无差别对待，使他们收入有保障，生活不发愁，养老有依靠，未来不担忧。

笔者以为，推进城镇化，纾解农民“不敢进城”背后的民生焦虑，必须循序渐进、以人为本。唯有真正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需求，实现权益保障无缝对接，且有相应的兜底政策，才会免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为农民的“市民化”铺平道路。

也唯有这样，才能使广大进城农民真正享有市民待遇，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没有“客居他乡”的陌生感，才能增强进城农民的归属感，使他们拥有足够的尊严和稳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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