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

小时家里有一堆20世纪之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国初年的,还有清末光绪年间印行的。早期铅印只有句读没有新式标点,新闻纸已泛黄的；线装楷书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时论,都是宣传维新的……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总要冒出多种多样的声音。

日本占领的后期,为了加紧控制舆论,也由于战时纸张严重匮乏,北京各家报纸合并成一种对开四版的《华北新报》,所有各种期刊合并成一种用骑马钉装订不套色的《中华周报》。

1945年“八一五”后,最迟到9月间,在北平(这时北京又敏感地复称北平了),可以买到平津两地的许多日报,街上叫卖的报贩都喊出花儿来。我记得听说天津出了一种以鲁迅标名的报纸,但没看到过,好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报刊,背景不明,但总归打破了万民缄默的郁闷,基调是欢呼抗战的胜利。重庆当局还派来“先遣人员”,头号先遣官落地不久,就传出跟一位年轻风流的京剧坤角名伶的绯闻(那时候叫桃色新闻),我们是从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证实的。

接着,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路接收大员的后续队伍络绎来到。正是唐诗人张籍所云:“战后几人归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们在没收敌伪公产和私产(汉奸的私产叫做逆产)过程中中饱私囊,大捞特捞,人们概括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他们的接收也就被称为“劫收”。在这前后,还钻出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没从事过抗日的地下工作,只是通过一定关系同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得到授权,或者压根儿就是冒充,一样的扬长过市,招摇撞骗。

我当时写了一个小品剧本,题名《流线型》,意即流行人物,题词“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借用(也许谈不上借用,只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笨拙地模仿)“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阿Q冒牌的把戏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这是1945年秋,我刚刚进了汇文中学读初一,见教学主楼安德堂前壁报连片,我一个人办起一份《五十年代》,请高中国文教师李戏鱼题写了隶书刊名；壁报由四张16开纸拼成,毛笔抄写,这个小品剧本占了一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独家经营,因为没保存下来,内容已经忘记,总之不是文艺形式,多半是时评、杂感一类。

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年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立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营(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依凭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吗?”

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免要组织青少年的游行,以壮声势。抗战胜利后,我头一次参加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前欢迎美军,我很乐意参加,跟卡车上笑容满面、红光满面的大个子美国兵互相跷起大拇指喊:“顶好!”又一次叫我们列队上天安门前,在西边三座门那儿迎来一辆检阅车,何应钦——就是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者、现任军政部长沉着脸站在车上,像泥塑木雕,让人失望。最后一次,又驱赶我们到太和殿前空场上,说“欢迎蒋主席莅临”,场面大,我在后面“矮子观场”,扰扰攘攘,不但什么都没听清,也没看见蒋介石的尊容,就一身尘土疲乏地回家了。

而我那时已经见过毛泽东的肖像,从解放区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封面上,从油印的《论联合政府》封面上,都看到单线平涂的铅笔素描毛泽东头像,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和蔼,略带愁容。那是蒋介石的咄咄逼人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摘自邵燕祥自传《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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