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婚礼调查： 一婚穷十年 娃长大婚债未还完

年过半百的老张“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他给17岁的儿子找到了媳妇，几个月后就将迎娶进门。让他开心的不单是家里又要添一口人，更现实的考虑是，“娶的儿媳妇人很体面，花的彩礼并不多。” 

老张是国扶贫困县甘肃省康乐县草滩乡农民。当地很多农民仍在贫困线下挣扎，面对高额彩礼，要么举债结婚，要么迟迟结不了婚。“一婚穷十年”，康乐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宁夏西吉县等地，也存在高额彩礼导致的新的贫困现象出现。

贷款送彩礼

“这里的彩礼高得很，现在娶个媳妇要十七八万元。”记者见到老张时，一提起彩礼，他就不住摇头。

老张一家三口在草滩乡中心位置开了家小饭馆，家庭情况在乡里也说得过去，但即便这样，他仍然觉得彩礼有些吃不消。

年前，老张算了算全家的积蓄才意识到，尽管儿子还小，也必须尽快了——彩礼年年在涨。

“我的儿媳不是在本乡找的，是从临洮找的，临洮的彩礼便宜，我们就花了11万元。”老张得意地说。

临洮县和老张所在的康乐县毗邻，近年来康乐彩礼行情上涨，普通人最高到20多万元，女方有正式工作的甚至过了30万元。和老张一样，康乐部分人家想方设法从临洮找儿媳。

在康乐县，农民大都世代务农，农闲外出打工。2015年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24元。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9到11年的纯收入总和，才能支付得起一份彩礼。

彩礼高企且年年增长，甚至迫使年轻人早早就“结婚”。老张的儿子刚过17岁，在自家饭馆里帮工。当城里同龄的孩子还在为高考拼搏的时候，即使没到法定婚龄，他已经要履行做“丈夫”的责任了——婚礼定在今年10月。

老张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早结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彩礼增速实在过快。“一年能涨一两万，可能今年十五六万，明年就十七八万了。”

在草滩乡很多村民看来，当地彩礼远高于外地，已是不争的事实。24岁的杨军大学毕业后在乡上工作，去年10月结婚，只给了女方家6万元彩礼，大伙儿都说他“捡了个大便宜”。“我们在学校谈的，她家是会宁县的，要得不高，我们商量着结的婚，双方都满意。”杨军解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军邻家的女儿去年刚在乡上工作，谈婚论嫁时，给男方家里开出了40万元的“天价”。

其实，草滩乡的彩礼也是近几年才“水涨船高”的。开榨油坊的杨彦文说，他的儿子8年前结婚时，出了7.5万元彩礼。现在行情已经“涨得不像样子”，结婚前要小汽车，结婚时再要上十七八万元的彩礼。

据老张分析，草滩乡彩礼暴涨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一部分人去外地打工，在青海、西藏等地承包了工程，收入颇丰。赚了钱的人还是会回家乡找对象。“他们每年回家也待不了几天，回来就要相亲，要是看上的姑娘，别人家给10万彩礼，他们就给15万元、20万元，只要尽快把事定下来。”

除了“富人”提价的因素，农村男多女少的局面也造成了彩礼的攀升。老张告诉记者，草滩乡的大姑娘比较少。“高三有考不上大学的，才能去说媒，考上的都走了。”

近年来，草滩乡的光棍现象越来越严重。“一过30岁就相不上对象了。”村民马大姐无奈地说，她的弟弟40多岁还没结婚，彩礼又这么高。“有钱人能结婚，没钱人实在是结不起了。”

因为收入有限，贷款送彩礼也成了当地村民的无奈之举。杨彦文告诉记者，老百姓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有的只能贷款娶媳妇。当记者询问多久能还清贷款时，他比划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娃娃都长得这么高了，结婚时的贷款还没还上呢！”

“一婚穷十年，即使有点积蓄的都吃不消，家庭困难的更是雪上加霜，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努力精准脱贫，其实就这一下就把人搞穷了。”杨军感慨地说。

彩礼负担之重，甚至成为当地楼盘的营销噱头。康乐县城里，一幅印有“2万元盖不了房，2万元娶不起媳妇，2万元轻松得金铺”的露天广告煞是抢眼。

不远处，一则“***是为了精准脱贫”的标语却清晰表明，脱贫仍然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主要任务。而因婚致贫现象的出现，正悄然蚕食着这个贫困县***的成果。

结婚又返贫

在同属国家级贫困县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天价彩礼也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2014年，共青团宁夏区委青年干部金宝来到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驻村工作，并担任红太村的第一书记。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推进***工作，但当地高昂的彩礼却让他吃了一惊。

“王民乡是西吉县19个乡镇中条件最艰苦的。”金宝说，红太村位于王民乡南部，地处烂泥河流域，2014年人均纯收入3800元，人均有粮521公斤。

就在这样的贫困村，金宝注意到，年轻人的结婚彩礼却普遍偏高，“平均超过10万元”。很多村民加上操办婚礼，结个婚少说也得十几万元。

“很多家庭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都得借贷，这就使得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金宝说，现在***工作很实，农民基本生活都有很大改善，这种由于高额彩礼导致的新的贫困在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但确实影响了贫困户的脱贫。而这种情况，因为起因于民间风俗，村干部也不好直接干预。

红太村党支部书记蔡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也坦言，近年来村里彩礼致贫现象显而易见。

“男孩有工作，女方对彩礼就看得不重，男孩若没有固定工作，就得出十好几万的彩礼。”据蔡娟观察，现在农村女方很看重男方家的经济实力，若男方家庭殷实，收入有保障，“女孩两三万也可以嫁过去”。反之，女方就会对彩礼过高要求，张口就是10多万元，“觉得这笔钱就是个保障”。

在红太村，越穷越结不起婚的情况非常突出，很多适龄青年都拖成了结婚困难户，目前就有9名年过四旬的男人打着光棍。

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男子就算勉强结了婚，也会负债累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正常家庭，结完婚5年内不生病、不出大事，才有可能勉强还完贷款。”蔡娟说。但是，即便如此，农村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为孩子娶媳妇。只要孩子能结婚，“就算全家砸锅卖铁再过苦日子，也为家里增加了一口人，成全了一个新的家庭。”

蔡娟告诉记者，到今年年底，经过***工作，红太村人均收入预计能达到5000元，基本能实现脱贫任务。但是按照目前10多万元彩礼水平计算，结一次婚仍然要花掉一个三口之家10年积蓄，“要结婚的家庭，很有可能又跌破了贫困线。”

“基层的乡村干部知道彩礼导致脱贫不稳定的现象，但都觉得不好管理。”面对这种民间约定俗成的事情，金宝很为难。蔡娟也坦言：“男女结婚是双方的私事，只能由双方商量着处理，村上没法干预。”

沉重的彩礼负担最终引起了西吉县政府部门的重视。今年3月，西吉县多部门联合发布了《西吉县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年抵制高额彩礼，节俭办婚事。

该倡议书称，高价彩礼给新组建的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还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和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导致群众因婚借贷、因婚返贫，不堪重负，办不起婚事。尤其是女性朋友，要自觉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礼金，不做高价彩礼的“奴隶”，抵制用高额存款单做嫁妆的陋习。

不过，在金宝看来，这份倡议虽然出现得很及时，注意到了普遍存在的高价彩礼致贫的现象，“但是，它也仅仅是一份倡议书，缺乏刚性的约束，对基层的规范作用并不明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军、杨彦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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