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捐，逼不出一个“善时代”

黎青 作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1日上午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慈善法草案。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如果摊派或者变相摊派捐赠任务，将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3月10日新华社)

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阚珂披露，近年来我国每年慈善组织募来的财产总额大体在1000亿元，其总体规模既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亦与国民的经济富有水平不相匹配。尤其是富有阶层在个人消费时，挥金如土，却吝于捐赠社会，而收入平平的普通百姓反倒成了社会捐助的主力军，有的甚至是被红头文件“逼捐”的对象。

前不久，江苏省扬州市郭村镇有企业曝出镇政府通知捐款的红头文件，该文件列出了以镇领导为负责人的捐款计划表，其中涉及政府机关、派出所、村委会、镇企业在内的50余家单位，捐款计划在1000元到2万元不等，总额27.8万元。位于该镇的企业称生存艰难，不愿捐款但又不敢不捐。而类似摊派捐款的现象并非个别，这种逼捐容易导致公众滋生心理逆反情绪。须知，逼捐，逼不出一个“善时代”。

强捐、逼捐之所以任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此番慈善立法可谓十年(一剑，终将社会慈善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其中包括对行政派捐行为“说不”。其实，国人并不缺失爱心，但需要去激活。只要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得到法令撑持的“善时代”将会天然出现。 （刘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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