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公信力将日趋平民化

媒介公信力高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随着公众素养的提升和媒介形式的多样化，媒介整体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随着普通人“站”起来，媒介公信力原有的高大、权威必然在人们的使用、鉴别、选择中经历平民化或矮化过程

媒介公信力下降是正常现象

5月2日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真相让我们看到了政府也看到媒介以及民众的短板，看到媒体监督之枪存在命中率的问题，看到民众眼睛并不总是“雪亮雪亮”的。由此甚至生发了一些看轻媒体和民众监督的偏颇观点。《中国青年报》刊文说，媒介公信力高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随着公众素养的提升和媒介形式的多样化，媒介整体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趋势。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主任张洪忠博士认为，中国媒介正处于转型状态之中，媒介公信力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种下降趋势之中。“媒体公信力下降不是洪水猛兽，这说明媒介渠道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折射出的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变化。”

“现在一些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或者敏感问题上不是缺位就是失语，回应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不及时，舆论监督不到位，这些都影响了它们的公信力。”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这样认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网络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解放了人们的嘴巴。”在今天这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下，在公信力的问题上，更大程度上要用一种开放的方式来构建今天中国社会的信任，“意见的宽度是当下中国新闻业改革开放当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在喻国明看来，随着普通人“站”起来，媒介公信力原有的高大、权威必然在人们的使用、鉴别、选择中经历平民化或矮化过程。

“谁也不要说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只有当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汇聚，当各方面的利益形成一种彼此之间的充分表达和互动的时候，真相才会出现，社会共识才有可能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才有可能找到，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喻国明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博士说：“正是因为对一些官员不那么放心，我们才需要设立制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使他们的行为对老百姓负责；也正是因为我们对单一媒体的不信任，我们才会去推崇新闻的多元与开放，让多种声音能够从不同的渠道发出。”竞争性舆论监督消解偏执情绪

刘远举在《环球时报》刊文说，在一个公开的、竞争性的社会舆论中，当事实迅速全方位呈现的时候，即便争论仍然存在，整个事件却完全无法偏执而情绪化地发酵下去，更不受原有信息量的束缚而不断自我扩容，细节的不断补充会影响舆论风向的转变，尤其是催发理性思考的出现。

即便是媒体在逐步的抽丝剥茧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罗生门”叙述，呈现出来的盲人摸象般的事实上的相互对立，也不能算坏事。这只能证明事件本身存在疑点；而网络舆论的偏执也基本属于“合理怀疑”的范畴，是社会监督的正常现象。

在中国社会，新闻报道对于普通人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始终相当高，并爱屋及乌地影响到他们对网络媒体、自媒体的认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老百姓有一种铅字崇拜、电视崇拜，认为只要是印刷的、电视播放的都是真的，值得信任，是经过权威认证的。这种崇拜实质是对新闻权力的绝对信任，而背后则是对权威的盲目服从。

随着部分市场化媒体的出现，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以及媒体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媒体不可能做到无可挑剔，网络舆论也不可能完全正确。新闻事件报道上出现“罗生门”甚至大逆转必将成为常态。这些事件将使老百姓产生对单个媒体的质疑，不愿意偏听一面，转而寻求全面可相互印证的报道，这就会形成对媒体的一个正面制约，督促更专业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开放的新闻平台，多家媒体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迅速地完成了一个纠错过程。从更大层面上看，对单个媒体的不信任往往意味着个人开始重拾自己的判断，摆脱铅字崇拜，不言而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不当抑制舆论监督会养虎遗患

每有贪官落马，其触目惊心的贪腐经历都会被媒体传播得沸沸扬扬。但在落马之前往往是不见蛛丝马迹。这与舆论监督不到位，承受不当干预有很大关联。巴城在《新京报》刊文说，不当抑制舆论监督的结果就是“养虎遗患”。无论是发生在一些地方官场，还是发生在政商勾结领域的惨痛案例恰恰说明，要信任媒体，善待媒体，尊重媒体舆论监督权，让媒体正常行使提供知情权、监督权的职责。这样才会防患于未然，在事情出现危险苗头之际，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

当然，媒体也应该慎重行使舆论监督权，为报道负责，若是有的媒体违背客观报道原则，滥用监督权，也要由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媒体天然对违法犯罪行为敏感，大量的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都表明，各方应该保障和鼓励媒体依法、科学、建设性地开展舆论监督。如果能够这样，很多明显的社会问题就不会被掩盖，并且能够随时纠正，各方也不会因事件久拖不决而付出更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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