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口出狂言”的人

·葛松岭/文·

有很多看似“口出狂言”的人。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里，曹操面临袁绍的大兵压境，粮草也快断绝了，正忧心忡忡时，谋士许攸泰然地说：我有一良策，不过三日，定能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转败为胜，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

且不谈后果如何，单说说许攸这个人。在我们看来，他在献计时所说的话，简直有点“口出狂言”。在双方兵力、物资悬殊的情况下，许攸竟还敢说此大话，夸海口，打包票，真叫人不敢相信。而实际上呢，早“知己知彼”的许攸已“运筹于帷幄之中”了。

正如俗话所说：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敢出“狂言”者，心里一定有“金刚钻”也！

路遥，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在1982年时，写了一中篇小说《人生》，投稿到《当代》杂志。附在稿件前面的，还有一封写给编辑的简短的信，上面写道：此稿若是不用，我将永不创作。

那时，路遥仅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名声不大，可他竟用这样“狂妄自大”的语气给编辑写信。且不谈编辑看后什么感慨了，单从我们这个角度，就觉得特别可笑：你，路遥，真不知天高地厚，为什么如此自信地高度评价自己的文章？

事实正如路遥所言，《人生》这篇文章不仅特别好，而且还引起了很大反响，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又荣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

还有一个例子，是二月河的。

二月河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利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红学”。经过长时间的考证，1980年他将一篇颇为得意的发轫之作《史湘云是“禄蠹”吗？》寄到有关刊物，但杳无音信。他很不服气，立即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连同文稿一并寄去，恳请冯老给予公正地回答。二月河在信中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看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就请回信，我再也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

被二月河称为“伯乐”的冯老，认真地读完后，很赏识这篇论文。后来，在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冯老不仅亲自带着二月河去参加，而且还极力称赞他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

正因为二月河心中有秤，肚里有货，才敢对在红学界颇有声名的冯其庸出此“大言”。他还干过一次“口出狂言”的大事。

1982年10月，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二月河，在上海的红学研讨会上，听到有学者叹惜“康熙在位61年，诗文、音乐，样样精通，治国有功，却没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他”时，当即“腾”地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答道：“我来写！”

忽听到这个无名小卒的“大话”，众作家、学者都一笑置之：你行吗？

结果呢？二月河不仅“行”，而且“很行”：不仅写出了上百万字的代表作《康熙大帝》，还一发不可收拾地完成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成为赫赫有名的专为帝王写小说的作家。

“口出狂言”，看似自负、高傲，实则根底扎实、雄厚，学识渊博、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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