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毕竟是知识分子,知道反省,觉得儿子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当父母的有责任。胡坚小的时候,他们只注意纠正他的行姿坐态,这是治标,不是治本。而究竟什么是本,他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是觉得,应该让儿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洗碗,洗自己的袜子和内裤,而这些事,胡坚从来没有干过。他也从没给父母递过筷子,没给父母添过饭,就连他自己的筷子掉到地上,也不知道起身去换一双,而是等着父母给他换来。他在活着,却没有生活,不懂得一盘豆芽、一碟作料,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连基本的生存都不会,又怎么可能要求他去理解比生存复杂一万倍的生活呢?
那年春节,父母再次发狠,去了重庆合川,丢下他一个人在家里。合川是母亲的娘家,与金昌市相距300多公里。老两口在合川从除夕待到正月初四,回来后发现,儿子躺在床上看书,床头柜上放着一口大碗,碗里装着黄褐色的颗粒,他边看书,边把那些颗粒拈起来,塞进嘴里,嚼得脆响。母亲走进去一看,天哪,这不是鸡饲料吗!刚进腊月,他们就在阳台上养了只大公鸡,同时买了一大袋饲料,准备把鸡养到春节再杀来吃,走得急,加上心里有气,就把那只鸡忘了,结果胡坚连续吃了五天鸡饲料,把小半袋饲料都快吃光了。而拴在阳台上的鸡,已经饿死,头朝向客厅的方向,嘴壳张开,尖而苍白的舌头,挺立于喙的正中。很显明,它在临死的那一刻,还在向主人渴求食物,还希望发出最后一声鸡啼。
这件事被母亲嚷出来了。当然不是故意嚷出来的,而是太过惊诧,声音未免大了些,就被邻居听了去。邻居说给单位上的人,单位上的人再说给自己的熟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风靡全城。城市就那么大,经不住几股风吹的。人们看上去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事实上,每天的日子都千篇一律,着实需要一些这样的稀奇事,给日子注入养分,让我们苦中作乐地过完一生。当然,如果胡坚没有得过全国数学竞赛第七名,没有以本市状元身份考到北京去,现在也没有在市级部门上班,一句话,要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和知名度,这事也不会传得那么快,范围也不会有那么广。
毫不夸张地说,他成了我们市的笑柄,成了懒人的代表、高分低能的典型、废物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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