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冲出国宝“大口尊”将中国的文字史文明史提前到五千年前

作者：钱欢青摄

莒州博物馆大口尊展厅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钱欢青 摄

□本报记者 钱欢青发自莒县

大口尊上所刻的“日月山”图案，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将其解释为“旦"。

刻有“日月山”图案的大口尊，现藏莒州博物馆。

《淮南子·本经训》里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的诞生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事实上，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所谓仓颉造字，更多的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3500年前的甲骨文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工具，文字最早的出现形式是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壁上较为原始的刻画符号。在众多的史前考古资料中，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刻纹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些陶器刻纹，国内学术界越来越趋同于认为其为文字，可以说，它们是最早的中国文字的雏形，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几乎任何一本讲述中国文字史和美术史的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那刻有“日月山”图案的著名的“陶文大口尊”。

如今，在莒州博物馆，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便是这“陶文大口尊”展厅，多个刻有符号文字的大型陶器分列玻璃柜中，外形像极了大型“炮弹”，在原莒县博物馆馆长苏兆庆眼里，这一个个大“炮弹”，也是文明意义上的大“炮弹”，因为它们让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从3500年提前到了5000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国之珍宝。

苏兆庆，正是这“陶文大口尊”发现和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唯一的亲历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79岁的苏兆庆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讲述了大口尊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暴雨冲出“大炮弹”

1957年7月，暴雨频繁，莒县月降水量达到929毫米，沭河东关段决堤，沭河各支流漫溢。大雨过后，当时还是莒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的苏兆庆奉命到陵阳河遗址调查。到了现场一看，众多石器和陶片被大水冲了出来。这让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的苏兆庆无比兴奋。他捡了一些完整的陶器和石器带到当时的莒县文化馆，向时任馆长毛石生做了汇报。这次任务就算完成了，这也是苏兆庆生平第一次做文物工作。

时间到了1960年，这一年春天，莒县大旱，连续46天无雨。到了夏季，却又普降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陵阳河遗址局部再次遭受冲刷。正当苏兆庆惦记着凌阳河遗址的时候，当时的陵阳乡文书赵明禄给他打来了电话：“河崖里冲出三个大陶器，看起来像三个大炮弹来！”

苏兆庆一听，赶紧赶到现场，一看，冲出来的陶器成筒形，下部一个尖，高52厘米，口径30厘米，壁厚3厘米，还真像炮弹！洗刷干净后，才发现每件器物胸部都刻有图画，那时候，苏兆庆还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便以器物形状和其上刻画的图画，称这三件文物为：刻“锛”、刻“斧”和刻“日月山”的“大炮弹”。

当时苏兆庆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大雨之后，土路泥泞，无法直接将这“大炮弹”带回，于是就先让赵明禄带回家中保存，把它们放在了夹道上，用东西盖上，保护起来。过了一阵，土路不再泥泞，苏兆庆就把它们拉回了莒县文化馆。

像逃荒一样，把三个“大炮弹”背到了北京

大雨冲出的“大炮弹”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苏兆庆的重视，也不明白陶器上的刻纹是啥意思。到了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各地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国外有媒体报道“中国人没有文化，不要文化”，周恩来总理于是指示“搞一个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省里于是确定要把莒县发现的三个“大炮弹”送到北京展览。

说起“大炮弹”进京的经历，苏兆庆至今印象深刻，“我就像个逃荒人一样，将重约200斤的三个大陶缸装箱，其中两个用绳一栓，背在我右肩上，胸前一个，背上一个，左手提着一个，右手还拿着车票，上下汽车和火车。那种形象，可以想象‘回头率\’有多高，后来学界谈及此事都为当时的情景感到后怕。”

苏兆庆之所以敢这样干，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三件文物的重要价值。三件文物在北京展览期间，首先引起了古文字学界的关注。吉林大学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文物》1973年3期上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将刻有“日月山”的图画解释为“旦”字；1977年7月14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又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文中解释刻有“斧”的图画当为“钺”字，刻有“锛”的图画当为“斤”字。随后，中国社科院考古专家邵望平先生也在《文物》1978年9期上发表题为《远古文明的火花——— 陶尊上的文字》。从这之后，才使乱叫了近20年的“炮弹”、“陶缸”、“盔形器”等名称的国宝有了正式命名———“大口尊”，从此“大口尊”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国内外才广为流传，人们一说到“陶文大口尊”都肃然起敬。因为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物证。

随着“陶文大口尊”在国内外的展览，它就像当年发现的“甲骨文”一样，为考古、历史、古文字、天文学界所瞩目。海内外学者纷纷撰文，由此掀起了讨论中国文明的热潮。

考古发掘，确定大口尊5000年历史

进京展览的三件“陶文大口尊”，是大水冲出来的，没有地层关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遗物，而不是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遗物。为确认“大口尊”的地层关系，就必须进行正式发掘，找到共存物。

从1979年4月3日开始，山东省博物馆和莒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以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小朱家村等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分春秋两期进行，计时近一年。苏兆庆当时是莒县方面的领队。考古发掘进行到4月30日，已清理了墓葬五座。

苏兆庆记得，由于墓葬全压在河沙下面，探查极为困难。但非常幸运的是，经过艰辛努力，考古人员还是发现了拥有大口尊等众多陪葬品的6号墓。6号墓的发现，打消了考古队员怀疑是否还有墓葬的想法，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展开。考古人员于是沿6号墓清沙扩方，又相继发掘了17号墓、19号墓等大批墓葬，从而“陶文大口尊”的地层关系得到了确认，确认大口尊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其时间距今约5000年左右。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物佐证

对于刻有“日月山”陶纹的大口尊，苏兆庆有着自己的解释。在莒县凌阳河、大朱家村遗址正东方，分别耸立着寺崮山、屋楼崮两座山峰。每年春分、秋分时节，早晨红日从峰顶冉冉升起，依稀呈现出“日月山”形图像。这是莒地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期观察太阳发现的春秋二分的天文奥妙。因此，“日月山”陶纹是东海之滨的莒人为祭祀太阳神，因形见义、随体诘诎的杰作，随着汉字的发展，而后演化成一个单字，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将其解释为“旦”字，其中最上面的部分像太阳，中间像云气，下部像山峰，正是早晨山上云气承托着初升的太阳的旦明景象。它具备了汉字音、形、义的因素，并正向臻于成熟的汉字发展。它与甲骨文极为相似，但远远早于甲骨文1500多年，是汉字的祖形，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中华民族5000年前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大口尊上的陶文，继1960年出土后，屡有发现。迄今为止，仅以莒县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杭头、仕阳等遗址，就有8种类型20个单字。诸城前寨、胶州的里岔、东港尧王城和安徽省蒙城市尉迟寺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苏兆庆认为，在南北相距一千多里的地方，出土相同的陶文，证明它不是偶然的巧合，“从莒县墓葬中随葬的大口尊看，它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象征。所刻之陶文，应是他生前从事各种事业主管祭祀之礼器的祭文，每个陶文都是当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景观的描述，或是反映一个故事。”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告别野蛮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莒州博物馆所藏之“陶文大口尊”是国家的珍宝，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的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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