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多数辞官者盘点：不乏体制中佼佼者,30年来多数辞官者盘点：不乏体制中佼佼者

官都不做了，要干什么？近一个多月来，广州有两起官员辞职颇为引人关注。先是9月4日，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去职，担任了格力电器副总裁。 5天后，广州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孙雷已经辞职，出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被有的舆论贴上了 “官员辞职风潮”的标签，据悉，在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而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的陈伟才在8月底，就群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工作上的变动，“（离开这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几次出走潮

如果把“辞官”这一现象放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来看，无疑是一道独特的时代曲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动脱离体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自此之后，这一现象曾一度来势汹汹。 1980年代中期，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有些官员开始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有的则完全脱离体制。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浙江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他于1986年辞官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他后来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正是这一年，以私营经济发展为特点的 “温州模式”开始初试锋芒。而真正的“官员辞官潮”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这一波人比1980年代的那些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上，都高出不少。冯仑、陈东升、郭广昌等官员偶然的一时之举，汇成了当时官员离开体制的一波浪潮。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他们去哪儿？

有人认为，体制出走者多为抑郁不得志者，但记者梳理自198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辞官者履历，发现其中除了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也不乏体制中的佼佼者。

然而，出去后，究竟干什么？下海、做律师、搞媒体一直都是“主流”选择，这些可谓当时的新兴、前沿领域，也属时代风尚的引领者，还包括了近年来增加的做公益这个新选项。

此次辞官的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孙雷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像孙雷这样懂经济、懂营销的官员，“转身”后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选择了辞官者最“喜闻乐见”的一条道路——下海经商。

体制外的推动力量

如今，早有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百舸争流，体制内本就不应该是精英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体制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才，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人才溢出”的现象。这些“溢出”的人才，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是一股重大的推动力量。1988年，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因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区政府希望有能人拯救这个“烂摊子”。除了时任西岗区办公室主任的王健林，当时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王健林的勇气，给后继者莫大的勇气。

中国企业家论坛秘书长张洪涛强调，在小平南巡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转变为创造财富，自己做贡献，而不是仅仅走仕途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意义，。舒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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