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名人爱植树,自古名人爱植树

植树节将至，此时气候温暖，春雨飘落，利于树苗成活。其实，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植树绿化的优良传统。 《山海经》里有“夸父追日”的传说，说夸父临死前扔掉手中柱杖，化为森林，造福于人类，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植树造林的美好愿望。《礼记》有云：“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思是说在春天植树是最美好的道德行为。在我国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名人植树的趣闻佳话。

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病危时，曾给后主刘禅写信：“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多年来栽种的800株桑树作为日后子女生活费的来源，节省了朝廷的开支。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肃然起敬。

东吴名医董奉，妙手回春，为人治病却不收钱物。他每治好一个轻症病人，就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症病人，就种5株杏树。天长地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10万余株杏树，每当杏子成熟，他就把果实换成粮食分给穷人，“杏林佳话”也传为千古美谈。

东晋诗人陶渊明平生最爱柳树，他在房前栽了5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还写了许多柳树诗，比如“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也难怪世人称他为“柳痴”。

到了唐代，植树活动已蔚然成风，许多诗人对植树绿化多有描绘，从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光好，绝胜烟柳满皇都”，李白的“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等名句中，不难领略到当时植树的文化韵味。

就连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也特地带去许多柳树苗，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这些树便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如今已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宋代文豪苏轼小时候爱种松树，他在 《戏作种松》一诗中咏道：“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 ”后来苏轼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筑起长堤，又“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这长堤就是现在的西湖苏堤。他被贬黄州时，筑屋于东坡之上，自号“东坡居士”，在屋前广种桑数，留有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被贬定州时，栽下的两株槐树至今仍屹立于河北定县文庙前院，人称“东坡槐”。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以讨饭为生。有一天，已经两天没吃饭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念念不忘植树造林，于是下令有5亩以上土地的家庭，都要种柿、桃、枣树，不种者要受罚。

明代才子唐伯虎一生酷爱桃花，还曾写过一首著名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唐伯虎多次进京赶考，却都名落孙山，对科举再也不抱任何幻想。回乡之后，他便在城北建了几座茅屋，广种桃树，他自称“桃花庵主”，从此过起了逍遥生活。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曾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种柳26万余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还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

民国时期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爱树如命，被誉为“植树将军”。他曾在军中立下护树军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棵。”驻兵徐州时，他带兵种植大量树木，并写下一首诙谐的护林打油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

□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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