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铜铳中嗅出的战争硝烟600年前“洪武造手枪”揭秘

作者：钱欢青发自聊城

明初铜铳现藏于聊城中国运河文化文物馆□本报记者 钱欢青 发自聊城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而管形射击火器的发明与创制同样给世界带来一份惊喜。从此，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出现了火器声响与弥漫硝烟。

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火器技术史上的里程碑。中国乃至世界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金属管形火器，目前仍是一个谜。就目前所知，有铭文断代的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是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铜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到明初，铜铳被更广泛地用于战场。然而，目前我国出土和保存的铜铳为数不多，上有铭文、年号的就更少。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文物馆展厅，记者在聊城市文物局原副局长、研究员孙淮生的陪同下，见到一件明初铜铳。难得的是，这件铜铳形制完整，上刻清晰铭文，铭文显示该铜铳为一个水兵教练所用。

虽然从形制和功能上说，铜铳和现代意义上的手枪相距甚远，但在古代战场，铜铳就是手枪。比起刀光剑影的冷兵器肉搏，铜铳显然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如今，这件铜铳静静躺在博物馆橱窗里，它是怎样被发现的，600多年前又经历了怎样的战争硝烟？

“八仙桌上练功人”报案有村民挖出个古代“火炮”

1993年的某天，时任聊城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孙淮生突然接到一个报案电话，称发现有个村民从地里挖出来一个古代“火炮”，报案人匆匆说了自家地址就挂了电话。孙淮生说当时自己“疑窦丛生”，一方面觉得报案人可能不认识文物，所谓“火炮”不会有什么价值，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火炮”可能是古代重要的兵器。

当时，公安局部门为保护文物安全，专门派民警冯一民进驻聊城市博物馆，负责处理博物馆安全事务。孙淮生与冯一民商量后，叫上博物馆另一名保卫干事，三人奔赴了报案人的家。

在聊城冠县和莘县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经过打听他们找到报案人的家。孙淮生说，报案人家里非常破败，院子里只有几间破土胚房，连院墙都没有。进了正房，看到屋子当中有一张八仙桌，八仙桌的上面盘腿坐了个大汉，询问后得知此人就是报案人。说明来意后，此人说正在练“元极功”，让他们到外面等一会儿。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好长一会儿”，正当孙淮生开始怀疑此人精神是否正常、大家是否会白跑一趟时，那人“收了功”，从八仙桌上下来了。然后带着孙淮生他们去找出土“火炮”的地方，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孙淮生再次觉得自己“被逗着玩了”。跑了30多公里后，在莘县西南部一个村子里，他们真找到了出土“火炮”的地方。这是一个有三四米深的取土坑――― 在聊城广袤的黄河冲积平原上，村民们盖房子填地基，往往会就地挖坑取土。

报案人又带着孙淮生三人找到挖出“火炮”的村民家里。然而听说来意后，这名村民矢口否认挖出了“火炮”。

中年汉子家现“洪武造手枪”报案人获得50元钱的奖励

孙淮生介绍，那名挖土坑的村民是个中年汉子，就在他极力否认发现“火炮”的时候，孙淮生却在他家的角落里无意发现了“火炮”――― 原来这不是一门“炮”，而是一个铜铳，上面刻有“洪武十一年”字样，显然，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文物。

一看铜铳要被强行征走，中年汉子百般不情愿，说这不是自己家的，是别人暂时存放在这里的。孙淮生三人耐心劝说，并且拿出《文物法》告诉中年汉子，从地下发现的文物都是国家的，必须上交，劝说了很长时间，三人终于把铜铳带回来了聊城市博物馆。

辛苦奔走，终于征得铜铳，但对孙淮生而言，麻烦事儿却还没完。铜铳入藏聊城市博物馆之后，奖励了报案人50元钱，但报案人依然反复到孙淮生办公地点甚至家里去找他，搞得孙海生的媳妇和孩子一度不敢回家了。万般无奈之下，孙淮生只好找了派出所，从此才得到了清净。

明初海防水兵教练的佩枪据认为见证过“靖难之役”

看到铜铳上“洪武十一年”字样之后，孙淮生就已知道这件文物价值珍贵。事实上，它的珍贵不仅在于有确切制造年代，还有铜铳使用者的详细身份、姓名。铜铳上的铭文共29字，内容是：“横海卫教师祝官孙习学军人王官保铳筒重廿五斤洪武十一年月日造。”铜铳后座刻有一个“海”字。“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十一年”即公元1378年。铜铳由口部、筒身、药室、后座组成，全长36.4厘米，重15.5公斤。铜铳的口部呈碗状，直径14.9厘米，口壁厚1.5厘米，直径9.1厘米。筒身外铸固箍三道。药室略呈球状，药室下部有一个直径0.2厘米的引火孔。这件铜铳与明万历年间何海宾撰写的《兵录》卷十二所载“碗口铳”的形制及作用相符，而且在后座上刻有“海”字，由此可推断其为海防水军兵器。

孙海生介绍，作为明代前期常见的单兵火器，铜铳从洪武年间开始大量制造并装备军队。使用方法是：先将火药由铳口装进药室，再塞入以坚木制成，可筑实火药、增加火药爆发力、加大射程功用的“马子”，然后将散子弹装入前膛，用火绳通过火门点火，引燃发射药，使火药燃烧生成的大量高温气体，将“子弹”推射出膛。

孙淮生认为，铜铳虽然造于“洪武十一年”，但一件武器不大可能只使用一年，所以这见铜铳很可能参与或者见证了明初聊城一带的战争。说起这战争，则要说到明初有名的“叔叔夺侄子皇位”的“靖难之役”―――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建文帝即位，当时的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发起“靖难之役”起兵攻打侄子。朱棣行军的路线是，从现在的北京沿运河一路南下，最后攻打南京。

朱棣为什么会选择以运河作为战略路线？孙淮生说，因为古代战争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运河能保证战时供给。在聊城一带，朱棣的军队和建文帝的军队展开拉锯战，打了很多次仗。史料记载，经历频繁的战争和黄河水灾后，聊城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所以朱棣在最终夺得皇位之后，就实施移民政策，让山西、胶东等很多地方的人移民到聊城一带生活。

是现代手枪的“祖爷爷”在古代兵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淮生认为，要了解这件明初铜铳在中国古代兵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则须梳理清楚火器的发展历程。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同时我国也是多种火器的发源地。据史书记载，唐末就使用了“发机飞火”、“火球”、“火蒺藜”等。但当时的火器，一般都是用一种被称为“抛石机”的机械，抛射火炮，或用弩机发射火箭。这种火器，虽然也有一定的射程和杀伤力，但因无法准确瞄准目标，因此威力并不很大。

管形火器的发明避免和克服了这些缺点，把火器使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德安知府陈规在守卫德安城（今湖北安陆）时，首次使用“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作战时，由两名士兵共同使用一条，一人持枪，一人点燃枪中火药，用以喷火烧灼敌人，焚毁敌军的攻城器械。这里所说的长竹竿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虽然这种竹竿火枪只能算是以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为主的初级管形火器。

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兵士在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创制了一种突火枪，这种突火枪用巨竹做枪筒，筒内安放火药及子窠。子窠由筒内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气体推力射出，以击杀敌人，同时发出巨大声响，射程远达150步（约合230米），子窠为使用子弹开了先声。

管形火器由于枪管对弹头的约束力，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管内弹道，同时增加了管外弹道的稳定性，从而使射击的准确性提高。近代枪炮就是从最初的管形火器逐步发展而来，从这个意义来讲，管形火器才是真正的火器，可称得上是现代手枪的“祖爷爷”。

到了元代，管形火器有了巨大发展，竹筒逐渐被金属筒代替，出现用铜或铁铸成的枪炮，统称“火铳”。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火器技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现在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元代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造的铜火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并有明确纪年的火铳，1935年发现于北京市房山云居寺。铳身上镌有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此铜铳铳头稍大，用以安放石弹，铳身装火药，铳尾有火眼，用以点发。

孙淮生说，这件明初铜铳，是明初铜铳大量用于战争的实物证明。铜铳在发展过程中，铸作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形体逐渐由重变轻，铳身逐渐拉长。到永乐年间，铜铳已发展到工艺精细、形制统一的阶段。这时的铜铳由中央统一制造，统一编号，反映了当时军工部门统一制造和管理火铳的状况。到明中期，由于铜铳准确性差，点火费时，射程有限的缺点，渐被较先进的鸟铳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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