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社区是安仁镇劳务输出先进单位,不足2000人的社区,在外有大大小小的老板百余人,他们有一部分人将承包地转包举家外出,更多的人则因家中有父母妻儿,不能常年不归。而在城市里的用人单位,又不能因农忙改变工作进度,反而很多行业更是抓紧节假日赶工,利用人们节日消费大赚一笔,这就造成了农忙时节、春节的“打工荒”。
今年40岁李永春,与妻子一起在北京打工已有十多年,他干建筑,是一个小工头;其妻子在一家服装厂上班,也已成为一名带班长,每月比普通员工多拿300元岗位津贴。夫妻二人一个月收入8000多元,是打工者中的“中产阶级”,但一到“打工荒”时节,李妻作为中层人员就有了一个新任务,帮单位找新人。一开始,是老板求他们帮忙找人,后来就以岗位相要挟,给每个中层人员定指标,如完不成,以后就是一般人员待遇。当然,老板们对“人缘”好的也是有奖励的。不管是为“前途”,还是为“钱途”,二人一年总要回家找几次人,并由一开始的求亲告友发展到亲友互相介绍。慢慢地,“业务”熟练了,人脉自然有了,不但完成任务不成问题,还能为别的老板提供有偿服务。
另一方面,农忙时节出不去的人,利用这个空档出去挣钱,既不耽误庄稼,又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何乐而不为。2月16日,年前与李永春上北京打“短工”男女民工20多人回到了老家,20多天时间,他们平均每人挣了3000多块。
李永春的妻子王宁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平时工资一般在2500元左右。赶上“打工荒”时节,老板因为赶进度,除工资比平时要高近20%,另外还设立了超产奖,每个员工都通过自觉加班、加快进度等方法,积极地争取各种奖励。一个月下来,工资远远超过3000元。“少回家过个年,就能为孩子挣到全年学费,还能给父母一笔孝敬,尽到我们的心。平时工作不忙时,再请个假回家看看老人,厂里还不扣工资,我觉得这很合算”,王宁说。
另一位在北京大兴区从事建筑业的田少全,几年前就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举家搬到北京。平时,他带领一批工人在工地干活,他妻子就为大家做饭。他开的工资是:技术工每日120至150元,杂工80至100元,工程款扣除所有费用后的余额就是他夫妻二人的收入,相当可观。每年“打工荒”时节,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除比平时高出近50%外,还给介绍人每人每天20元的“中介费”。同在一个社区的田立明,有几个亲戚朋友尝到甜头,每到这个时节都愿出来挣钱贴补家用,田立明只要到时跟他们联系好,再把他们接到工地上来,每天就能领到100至200元的“介绍费”。
安仁镇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生产先进乡镇,很多群众这几年靠高温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致富,而利用“民工荒”空档进城赚取高薪,又不失为打工者的一种精明之举。
为积极帮助群众搞好“反季节打工”,该镇每季度都在镇党校举办培训班,组织有就业意愿的农民,从技术、安全、维权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该镇还以各社区合作社和协会为依托,成立了专门为外出打工人员服务的联络组织。打工人员外出后,这些组织都与用工方及外出群众保持联系,当好用人单位与群众的“红娘与保姆”。对部分有困难的家庭,充分发挥村级计生协会、专业合作社的协调作用,帮助外出人员家属解决生产生活难题,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反季节打工”这个“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杨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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