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能让我们更自由吗

新冠疫情的出现，使得刚刚过去的2020年充满动荡。然而除了越发层出不穷的各类购物节，从拼团名媛事件，到争分夺秒的外卖员，再到打工人的话题，消费的巨大引擎似乎并没有在特殊时期放慢速度，反而势头更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舆论场上崭露头角。以双十一购物节的数据为例，天猫公布其从11月1日到3日和11月11日四天的总和成交额为4982亿元，比去年记录多了2430亿元，几乎翻倍；京东称11月1日至11月11日期间，销售共计2715亿元，同比增长32.8%。进入2021年，双十二的尘埃还未落定，年货节的攻势又轰然袭来……

消费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人们如此欲罢不能？

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资本和物质的积累，也导致了人们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就是不以生存为目的的活动时间。这使得消费的事物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多样、繁复。有学者提出，消费为人类提供了可以行使自由和控制的竞技场。其中，英国传媒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在人控制不了自己是否工作、去哪工作、工作环境等情况下，消费成为一种可以应对这种资本主义生活之失落的手段。

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消费可以使一个人更自由。一种典型的话术是：只要我能够支付得起而又有得到这个商品的欲望，我的消费就是合理正当的，因为践行了自由的原则。在消费主义话术充斥的场域下，豆瓣“常见消费主义话术”标签下一条高赞图引用了脱口秀演员周奇墨的一段话：“毕竟你买东西，就是买开心，虽然买的东西，不一定是刚需，但开心一定是刚需。”脱口秀演员杨笠则说，她花好几千元钱买了一个美容仪后去咨询朋友这个东西是否有用，朋友答：“我们买的不是东西本身，而是未来的无限可能。”也许，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不再是具体满足一个具体有关生存的物质需求，而更多是对快乐、幸福、自由等价值的追求。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收入不足于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时，一些人会走向各种信用贷款服务，提前消费，透支快乐。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消费带来自由是无稽之谈。这一派通常认为，不一定所有欲望都有实现的必要，需要区分思想自主情况下的欲望和被外界操控的欲望。不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影响的德意志学派都对通过消费这种外在活动来获得自由的行为的意义持怀疑态度。消费主义领域重要的理论家、英国社会学家麦克·菲泽莫尔（Mike Feathermore）认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场景下，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和消费活动，虽然表面上似乎带来了更多的平等、更彰显个性，但实际上也增加了被资本意识形态操控和造成“有吸引力的牢笼”这样的可能性。”

波德里亚所描述的“符号消费”已经家喻户晓：商家通过人为操控，使得商品不断的和建构的符号产生联系，在媒体的传播作用下，现实和图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此前的“名媛拼团”事件中，“名媛”尝试通过“购买”象征上流社会生活的奢侈品或高端服务，来体验“上层人士”的感觉。然而现实是：消费并不能真的让她们实现阶层跃升，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幻想性的满足。这样的符号消费与其说是对真正自由的追寻，不如说个人欲望被外界操控的过程。

左翼学派则提供了一种超出个人行为之上的社会经济视角：消费社会系统剥削了一大部分没有享受到扩张资本带来的便利的人。将这些人困住的系统马不停蹄的奔向的远方（目标）是一个“自我膨胀的过度浪费的环境”。

批判消费主义的人往往意识到了消费社会下带来的种种问题：“审美同质化”、“艺术商业化、工业化”、由无限被生产的的符号消费带来不尽地大量的浪费、商业消费扩大人的“自我”的意识和边界，进而加剧了个人的“原子化”状态。

问题在于，研究者们高屋建瓴的理论能否反映是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情况？为了了解被消费社会裹挟的普通人对于消费的真实看法，并且考虑到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军，我们以电话和面谈的方式采访了一批在20-35岁之间出生的人。他们有的来自北上广，有的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职业。从访谈中可以看到，个人的消费方式和所处人生阶段、经济能力、生活环境等都有所关联，对于消费能否带来自由和快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有人抱有自相矛盾的观点，至于消费观是如何形成的，家庭、大众文化以及社会和资本的权力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人深陷其中，也有人开始反思。

买什么和为什么买

在美国读本科的Z觉得自己有时会冲动消费，但基本不会受电商直播等营销手段的影响。双十一会提前列好需要买的东西的清单，以衣服和护肤品化妆品为主，然后走完定金、尾款、满减的全部流程。虽然觉得可能被“割韭菜”，但心情舒畅，“买东西谁不爱呢？”在澳洲读本科的J说自己是个很极端的人，“一般不买东西，一买就买很多”，曾经一下子花几千元买某品牌的健身服，“因为穿起来好看，有虚荣心理”，后来在父母的批评教育之下才有所转变。在上海读工科研究生的T因为疫情影响2020年花钱很少，双十一会一次买三四件衣服，对男生来说已经是很多了。

和经济尚未独立的学生相比，上班族的消费方式有所不同。在香港工作的工科博士的W认为，本科阶段因为零花钱有限，所以会认真研究商品打折情况选择最优的购买方式。工作之后可能因为收入提高，再加上现在双十一的各种促销活动非常琐碎，让人疲惫，已经不会认真参与；平时会将收入的25%用于储蓄，开销主要是娱乐支出。上海的广告媒体行业者B表示，双十一这样的节日对她的意义，就是让她知道有些东西真的打不了折，平时的支出房租房贷食物占了60%，美妆和服饰会花去10-15%，再加上一些社交支出，已经没有余钱储蓄。P是居住在三线城市的个体经营者，消费往往会跟风，关心老公同事双十一买了什么，前年觉得家里什么都不缺没买东西，同事说“不也得买点吗？”，于是去年便跟风买了一些好看好玩儿但不太贵的小东西。

消费能否带来自由或快乐

W觉得消费会使他自由，“至少能让我开心两天。”因为基本上该买的科技产品也差不多买全了，不会有特别想买但买不到的情况。T则不认为消费尤其是报复性消费能带来快乐。他说自己本来就很少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即使有，他的应对策略也是“睡一觉”而不是消费。P表示，作为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不会通过消费来寻求快乐，“那样挺不理智的”。

已经事业有成、为人妻母的S说，她是那种典型不会受到消费主义话术影响的人，她自己虽然不能从购物消费中获得乐趣或是有释放感的人，但她认为，如果有人真的可以通过购物就过得很开心的话，那事情可能就变的很简单了，因此也是件好事。

在北京从事广告业的Q已届而立，他认为为满足即时性的欲望而产生的行为是必然，“消费就是单纯想释放自己的欲望”。他认为欲望不应该被压制，在日常生活中热爱打扮自己，会在美妆和衣服上花费较多的钱。完全没有艺术背景的他还会花几千元购置小众艺术品挂在家里，虽然不明白这画是什么意思，看得顺眼就觉得有价值。他知道自己的消费观可能会被人质疑，但在他看来，在北京生活，就该这么活，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感到骄傲，有安全感。

Q对消费的看法表现出矛盾性。他也同意这样的人性可以被社会或者商家利用，“就如收集球鞋的人好像最后走极端了之后，只是在不断的满足自己要买鞋的欲望，他们不一定真的喜欢每一双鞋，但还是会一直买。因为人都有“喜新厌旧”的思维习惯，只不过消费社会顺从了他”。作为广告行业的内部人员，他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广告人的主要工作不是在说产品有多好，而是更多在想如何创造“焦虑”，让人们产生非买这个产品的需求。由此可见，商家鼓吹的“消费可以解决问题”并不是真的，消费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原本就是为了创造需求而人工制造出来的。他还提到：“打工人话语之所以能成功操控舆论，创造出一种消费气氛来，也是抓住了人们想要获得归属感的心理动机，毕竟打工人也是个标签。”

在发表完一系列“我消费，我骄傲”的看法之后，Q又表示，对他来说，达到真正自由的要求十分高，是跟物质世界无关的。通过消费来达成一个目标，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种快乐反而不如在休假期间，看到路边一老一少坐在街边晒太阳所感受到的满足感，尽管这种开心是毫无来由的、不可名状的。”当被追问“既然意识消费不能真的使得人更自由更快乐，为什么还会花三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件衣服”时，他回答：“大家很多时候在消费上办的“傻事儿”很多深层原因似乎都是希望得到爱，得到认可。”

个人消费观是如何形成的

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消费观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影响。在前年双十一花几千元买健身裤一事后，J的父母有意地干预并调整了她的金钱观。母亲批评她这是很虚荣的行为，内在美才是真的美。从事金融行业的父亲跟他分享了很多他的金钱观，他特别强调“投资”的价值，把钱投资在虚荣心上，是没有回报亏本的。于是她慢慢明白了把钱花在这个裤子上，我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只是虚荣心暂时被满足，所以那样的选择是很不理智的。

Q认为消费观是动态的，“有钱的时候，我就超级想花钱，看到折扣什么的就想买，没钱的时候特别抠门，就算折扣一样也很难打动我。”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消费方式整体还是冲动的，追求消费允诺的不切实际的自我想象，觉得买了这个东西，自己就能美满一点。这个观念可能来自年少时看的偶像剧，每当男主女主逆袭的时候都要打扮自己一番，貌似花钱就能让自己变好，“这大概是主流媒体和影视文学作品给我带来的一种底层的文化储备”。他说自己的消费观也和家庭有关系，“我家我爸特别阔绰、我妈很谨慎用钱，我貌似就继承了他俩的消费习惯，比如我妈极少情况才会打车，我也一样，觉得花钱打车这事儿性价比不高，不值得。而是我爸看到喜欢的东西决定得极快，几乎不考虑，我也一样”。

T认为自己的消费观一开始是被当下社会所塑造的，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陷入消费主义，虽然仍在消费主义泥潭中不能自拔但近来对此有些反思。在他看来，在消费时产生的快感和自以为理性的选择并不真实，是被通过各种途径灌输入自己的想法之中的。当消费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之后，绝大多数人沦为拜物教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他认为对更优质、更完美产品的不断追求也是资本、社会的导向，把本该适用于创新、发展的追求转移到消费之上，而这种追求可能是没有止境的，当对产品价值追求达到了目前科技或者制造能力的极限后也不会停止。所以他在进行消费选择时会对这种追求比较警惕，具体解决方法是购买力可以买到100分的商品时，他会选择购买一个70分的商品。除此之外，他很难解除一些针对工具理性的广告在我身上的作用，例如折扣、满减，也就难免陷入工具理性牢笼。而家庭、媒介/影视作品、朋友圈子、社会风潮、对资本和工业社会的批判对他的消费观都有较大影响的，但在他看来，无论哪个方面都笼罩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权力之下，“我希望的是一种纯粹的消费，用以满足自身真正欲望，而非外界强加欲望的消费。”(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新闻推荐

上海市消保委：推进立法 完善盲盒隐藏款投放量和抽取概率

你买盲盒花了多少钱？有没有为了买到隐藏款一再“入坑”？1月29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获悉，上海近日做盲盒对比实验，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