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在内卷？毒品、酗酒和自杀没有疫苗

【编者按】

2020年初，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经济推入危机之中。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国会通过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政策，极力避免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大规模刺激为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美国股市、债市、楼市均创下历史新高。

但同时，美联储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股市上涨等因素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财富净值环比增长近7%，达119万亿美元，这些收益主要流向最富裕家庭，而另外还有许多民众则收入缩水甚至失业。截至3月底，最富有的10%美国人拥有该国三分之二以上的财富，前1%的富人拥有全美国31%的财富。

民粹主义、种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呼声持续高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大规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活动和种族冲突，一度蔓延至50州的200余座城市，社会的撕裂和对立到了危险的边缘，致使当选总统拜登将推动美国种族平等列入核心经济议题，以弥补不同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

2020年，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美国不同阶层的财富不平等，“弗洛伊德事件”还暴露出美国社会中深层次的种族不平等。GDP总量位列全球首位，美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美国再次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美国曾因为“美国梦”而成为一片“应许之地”，但在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和科学院院士的描述中，“绝望之死”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为何深陷结构性不平等？

2020年6月18日，美国肯塔基州法兰克福市，数百人站在肯塔基州就业中心外排队等候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民视觉 资料图

大学学历成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J.D. 万斯是一名从“锈带州”的贫穷家庭走出，最终成为耶鲁法学院毕业生的美国普通年轻人。他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如实讲述了美国社区与阶层衰落如何影响着生活其中的人们。

“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的开篇如是描述。

万斯的外祖父母为了逃离贫困，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他们通过努力跻身蓝领阶层。万斯不仅成为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美国传统意义上成功实现一代人向上流动的例证。但在他的叙述中，他的外祖父母、母亲、姐姐，却从没完全逃离过滥用毒品、酗酒和生活动荡造成的精神创伤。而在美国社会，像万斯一样成功脱离贫困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数的美国白人蓝领仍旧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

这部“反鸡汤式”的个人奋斗故事轰动了美国社会——社会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曾经的美国梦正在成为一曲“悲歌”。

《乡下人的悲歌》

万斯一家所在的俄亥俄州过去是民主党的票仓，可是在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的第二天，万斯的这本《乡下人的悲歌》突然冲上美国亚马逊图书销售总榜第一名，畅销至今。

1969年至2009年，万斯和他的家人生活的位于中西部的俄亥俄州高收入制造业就业岗位净流失达75万个。制造业岗位流失对美国中西部（包括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肯萨斯州、密苏里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及南达科他州）的制造业冲击极大。

和制造业转移、就业岗位流失相映成趣的是美国金融业和信息技术产业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1980年，金融、房地产与专业服务业增加值在全美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

自从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之后，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便成为了美国政治的高频词汇，他们的投票率和倾向成为了从联邦到州各级选举走势的风向标，而在今年他们的势头依旧不小。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人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的优势得到了维持，保持在29%的高位。对于“铁锈地带”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产业工人为主的构成使其传统上是所谓的“蓝州”。但如今这些地区青睐的政治观点逐步走向两极：重视白人底层的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或重视再分配的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

美国医疗和医保费用负担过重，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拜登一改以往民主党精英建制派的风格，大幅吸收桑德斯激进派主张——全民平价医疗、免费教育、住房补贴，将自己打造为“罗斯福以来最进步的总统”。此举是其获得桑德斯支持的关键。

希拉里对桑德斯的忽视，使得这些产业工人在2016年选举投向特朗普的怀抱。而拜登对桑德斯重视，和桑德斯带领激进派不遗余力地在选前到上述州拉票，对于拜登锁定胜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问题为何对美国人民如此重要？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又有何关系？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

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群体往往只能从事运输、保安、清洁服务等外包或零工工作。

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近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一场线上活动上介绍，25-54岁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男性的实际工资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疫情暴发期间，这个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境况又经历了一场暴跌，但实际上这一趋势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80年。

凯斯进一步介绍，美国工人的工资总体上与商业周期一同起落，但长期趋势来看他们的收入的是下降的。尽管美国工人的薪资水平与商业周期一同起落，但在每次经济衰退后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就业情况就再也回不到上次经济衰退前的水平。根源在于这个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度正每况愈下。

一份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工资，还有工作带来的意义与体面感。

凯斯表示，在美国没有好工作的人往往也难以成家，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的结婚率在逐年下降。而拥有学士学位的群体则不是这样。未婚男女同居可能生下孩子，然后又分开了，他们的孩子们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这种家庭关系非常脆弱，家庭生活很不稳定，工作也很不稳定，真正的社区也成为往事。

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与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合著《美国怎么了》，探讨美国劳动力市场深陷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岛，人口没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而是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

格尔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involuton”，即内卷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阿片类药物盛行、昂贵的医疗体系与绝望之死

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19世纪的研究发现，自杀率的上升是因为社会融合度不够，或者社会规范缺位而引起的。在社会剧变时期自杀率往往会上升。

自20世纪以来，各个国家的平均寿命几乎都在提高，凯斯却发现，美国的平均寿命在近年内已经出现了连续下降，而这主要源于受教育程度低于大学本科的白人劳工阶层的高死亡率。2000年至2018年，美国每个州死于自杀、毒品和酒精的人数都有所增加，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没有不同。

凯斯与迪顿参加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新闻周刊》联合发起的【学观中西】首场活动：“中西视角下的美国伤痛——大选后再谈美国梦”。

凯斯的丈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也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举行的这场线上活动上指出，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任何好处，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没有大学学历，也并非少数族裔。对他们来说，社会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进步，只是他们并没有从中获益，而是被远远地抛开。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当薄弱，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结构变化，美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无法弥补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变化。

他们发现，导致占到总美国人口三分之二的群体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自杀、成瘾性阿片类药物滥用、因酗酒导致的肝病。在他们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凯斯和迪顿将其称之为“绝望之死”。

凯斯与迪顿指出，在美国社会，大学学历成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可以用来解释美国的很多失调现象。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没有上过四年大学的美国人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这个群体占到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年龄在25-64岁之间。

凯斯介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14-2017年连续三年下降，这种情况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百年未见。2017年和2018年，美国有15.8万人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1995年死于这三种原因的人数只有6.5万人，如今因为上述三个原因每年几乎死亡10万人，相比之下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的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凯斯进一步表示，尽管这个数字与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相比不算大，可是很快新冠疫苗就将问世，却无法看到预防毒品、酗酒和自杀的疫苗。2000年至2018年，美国每个州死于自杀、毒品和酒精的人数都有所增加，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一样高。这与1960-1970年代黑人社区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主要城市的失业率增加，制造业日益不景气，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这些状况导致上个世纪美国社会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

劳动力受到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打压，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为何其他国家的死亡率没有因为上述原因而上升，唯独美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凯斯指出以下两点是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之处：

第一，阿片类药物在美国非常普遍，因为大制药公司获准推广药理非常强的药物，几乎相当于药丸形的海洛因，任何有处方签的医生都可以给任何美国人开这种药。虽然绝望先于阿片类药物的流行，但阿片类药物的流行让状况变得更糟。人们在寻求消解痛苦的办法，摆脱自己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心理痛苦，美国的大制药公司瞄准了这种绝望，使得情况更糟。

第二，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是全球最贵的，而从很多指标来看，美国的健康状况在发达国家中却是最差的。美国将GDP的五分之一都用于医疗保健系统。

第三，医疗保险和雇主绑定在一起，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么做。凯斯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导致社会底层阶级的工资下降。因为雇主必须为雇员的医疗保险支付更多的费用，许多公司不得不为家庭医疗保险支付每年大额保费，于是为了降低成本便解雇低薪工人，导致这些工作被外包，美国的就业市场上便出现越来越多的临时工和零工。

凯斯独辟蹊径地指出，在美国很少有人讨论，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是否会导致就业率下降。这在美国是个大问题，是雇主是否还愿意雇佣低薪工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从而破坏了低技能劳动力市场。

迪顿强调说，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经历了同样的变化，也有被远远甩到后面的人。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展现出美国这样的“绝望的死亡”。因为美国大多数药物和检查的价格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医疗资源如果放任市场来做，政府就会破产。这正是美国在发生的事情。美国人的发病率和经受的疼痛比例比加拿大和英国严重很多。英国的医疗费用是美国的一半，但他们的健康状况比美国人好。欧洲有更加完备的福利体系，可以为民众提供保护，他们在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市场发生的状况。

未来有可能变好吗？

拜登将全民医保写入了竞选纲领。民主党承诺将实施普遍的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保障，最终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降低处方药价格、保费和自付费用；降低医疗成本并提高医疗质量。

民主党的医疗保障纲领是在奥巴马医保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向着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最终目标迈进。与共和党的医疗保障措施相比，民主党的规模更大，最终目标是“全民医保”，而不仅仅是共和党的“维持现有医保水平”；民主党也更加强调不同群体在医疗保障方面的不平等性，并着力消除这些不平等。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多次提议取消奥巴马医保，但是美国大部分州仍然支持奥巴马医保而没有投票通过。所以当拜登上任总统时，想要重建特朗普颠覆的政策并不难，他通过行政命令就能做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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